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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蒙古人與漢人直接的貿易往來根本就沒怎麼斷過，遠的不說，就說大明，永樂年間，阿魯臺就與明朝開始了“朝貢貿易”，“歲或一貢，或再貢，以爲常”。這種“朝貢貿易”屬於官方間的貿易，主要出於蒙古封建主的請求。他們希望通過朝貢獲得加倍的回賜，取得綢緞等他們自己生產不了卻又很想享用的高檔產品。
這種“朝貢貿易”與百姓之間互通有無的互市貿易是性質不同的商業活動，與遊牧和農業兩種經濟之間的交換活動不可同日而語。馬克思不是說過麼，“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係取決於每一個民族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交往的發展程度”。明初的“朝貢貿易”是與當時蒙古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的貿易方式。
到了明中期前後，蒙古地區的社會經濟得到了發展。成化十六年，在《明史》裏被稱爲小王子的達延汗消除了蒙古社會內部的割據和混戰局面。嘉靖時，“小王子最富強，控弦十餘萬，多畜貨貝，稍厭兵，乃徙幕東方，稱土蠻，分諸部落在西北邊者甚衆”。“年來收養殘穢.兼之滷我生口，日滋月息，即令小王子、吉囊、俺答諸部落，可三四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盛耶？衰耶”。
可見這個時期蒙古畜牧生產的發展和人口的增長，一方面使得他們能夠把更多的畜產品作爲商品而用於交換，另一方面自身也出現了“部落衆多，食用不足”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蒙古必然要萌發出對外貿易的強烈要求，以便用自己的畜產品來換取漢人生產的糧食及其他生活消費品。而當這種要求不能得到滿足時，蒙古統治者就只能發動戰爭，企圖打開與漢人進行貿易的大門。“庚戌之變”其實就是這類戰爭的一個縮影。
在這段時期中，儘管蒙漢統治者之間經常發生武裝衝突，民族間的戰爭時斷時續，但其實在民間卻已自發地出現了貿易活動，史稱“私市”。
“私市”並非近來纔有，實際上早在弘治年間就已經出現了，“近聞北虜進貢多挾馬入邊私市，市者得之皆以歸勢家，因取厚利”。“厚利”之下，商民必趨之若鶩，“遠近商賈多以鐵貨與虜交易，村市居民亦相率犯禁”。儘管大明朝廷頒發了一系列的禁令，企圖禁絕“私市”，但是蒙漢間的貿易活動是蒙古與漢人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並不是大明朝廷利用國家的強制力量所能窒息得了的。
錯非如此，來年高拱怎麼可能借機推動“俺答封貢”這樁大事？可見做這件事是有各種基礎的，大明朝廷只要有個能夠真正站在實際立場看問題的政治家，就一定會順勢而爲。
私市，就是這種基礎的一個具體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