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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老憤青的態度則有所不同：哪怕你做過漢奸，甚至現在還在繼續兢兢業業的在做漢奸，但只要你還有利用價值，我就敢將計就計，先讓你們再苟活幾日，等我把你們的價值榨乾之後再殺不遲。
這羣白蓮教徒爲了造反，甘於充當漢奸，按理全都該死，但高務實就會先從另一個角度來考慮，譬如利用他們加快蒙古漢化，以達到自己將來用經濟和政治手段逐漸控制蒙古的大計，爲了這個“遠大理想”，高務實樂意讓他們多活一段時間。
由於大明在對漠北蒙古勢力經常的入境騷擾劫掠進行打擊的同時，亦採取像准許“通貢”和開放“馬市”等一些羈縻之策。而這些措施雖然也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蒙古人岌岌可危的經濟，但同時也使蒙、漢兩地間的人口的流動趨於頻繁與擴大。
在這樣的人口流動中，一方面是一些蒙古人隨着朝貢團隊進入大明邊境而滯留於內地，譬如正統初年，就有萬餘人定居於京城；另一方面也伴隨着大批的漢人北往。這其中除了部分是被蒙古軍隊所劫掠的邊民之外，其餘則是所謂的“叛逃”者。這些“叛逃”者，其實絕大部分都是處於邊地的白蓮教徒。這些白蓮教徒大多來自山西，他們爲了躲避朝廷的鎮壓和追捕，從內地逃往漠北邊境，史書上說“其間白蓮教可一萬人。”
這些逃往漠北的白蓮教徒，出沒於中原和漠北邊境地區，儘管其有時引領蒙古軍隊的進犯和搶掠，同時也有將中原的情況泄露於外，實際上充當了漢奸的舉動，但反過來看，卻也在無形中起到了促進蒙古漢化的作用。
譬如以丘富、趙全等爲首的“中國叛人”，爲躲避大明的剿殺而北逃，他們帶着中原之地之先進的生產技術，在當地開墾土地，建造房屋，傳授製造手藝，在荒涼的草地上築城定居並進行農業生產，使昔日“水草甘美”之遊牧勝地，變成了宮城林立、良田千頃的塞外“板升”，蒙古人因此從落後的遊牧經濟向先進的農業經濟過渡和轉移。
咋一看，蒙古人因此實力更強了，似乎更難對付。然而高務實卻知道，定居下來的蒙古人可遠沒有遊牧萬里的蒙古人可怕。當蒙古人定居下來，再想與漢人交手，就是以己之短，攻彼之長——你打不過就萬里轉移，追剿起來那多麻煩？而且大明的火器尤其是火炮，面對打得過就打，打不過就跑的蒙古人幾乎沒有發揮的餘地，可一旦蒙古人建城而居，大量財貨都在城裏，輕易捨不得放棄的話，那麼大明的重火器就能拿來攻城，如此這般，效用就明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