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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經邦是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金榜二甲第七名，排名很高，學識沒問題；那年的主考官是高拱，也沒問題。歷史上此人後來做到過禮部尚書，這個位置是很容易入閣的，但他運氣可能有些不佳，在萬曆十三年、禮部尚書任上跟內閣大佬鬧了矛盾，辭官回家了。此後多年，萬曆還時不時派人探望他，但機會一直不好，未能起復。但不管怎麼說，他既然是乙丑科金榜，算做高拱一派，或者至少算親高拱一派，問題不是很大。
接下來三位：沈鯉、許國、顧養謙算是高務實的熟人——上次高拱家中門生聚會就有他們哥仨，都是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的金榜，也不必過多介紹。簡單地說，沈鯉和許國後來都幹過閣臣，顧養謙比他們倆混得稍微差點，但也幹過薊遼總督兼朝鮮經略當時在援朝逐倭，終官於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左侍郎。
然後是張位。張位是隆慶二年的進士，這一年的主考官是李春芳，是誰把他弄進名單裏的，想來不必多問。
不過這裏要順便說個可能不爲很多人所知的情況：明朝建立後，程朱理學的確被確立爲官方意識形態。但是，洪武、建文年間，雖然科舉考試首場的七篇經義文章嚴格限定在四書五經範圍內，卻並未規定必須以程朱理學爲宗，程朱傳注僅是參考之一。
此外，當時八股文尚未定型，在文章形式上也並非十分的嚴格。故此，士子答題時仍有一些發揮餘地。永樂年間，明廷開始組織編纂《四書大全》、《五經大全》和《性理大全》，並頒示全國，規定答題時以程朱理學的註釋爲準則，且須“代古人語氣爲之”。這才真正開始鉗制讀書人的思想。
而到了正德、嘉靖年間，隨着陽明心學的興起，程朱理學的獨尊地位就開始受到挑戰。王陽明汲取了老莊和佛教的心性論思想，提出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說。他廣收門徒，力倡講學，不僅培養了一大批信徒，而且使陽明心學迅速傳播開來。陽明心學不僅在普通士人中廣爲流傳，而且在南北兩京的官僚隊伍中也有很多信徒。徐階、李春芳等高官都崇信陽明心學，在京師力倡講學，不僅進一步擴大了陽明心學的影響，而且使之逐漸被官學和科舉接納，躋身於主流意識形態。
尤其是嘉靖中後期到隆慶年間這段時間，其實陽明心學在科舉考試中的影響已超過程朱理學。譬如剛纔提到的隆慶二年的會試，因爲李春芳擔任主考官，其所作程文就以王學解經，並將《莊子》之言入文。實際上從嘉隆中期開始，唐宋派對科舉考試有重要影響。其成員不僅大都推崇和信奉陽明心學，而且將心學思想融入八股文和策論中。
高拱和張居正雖然不提倡講學，但其實也受到過心學的薰陶，因此高拱此前纔對高務實提到他不反對王陽明當時的“真心學”，他反對的是眼下日漸務虛的“假心學”。張居正就更直接了，他認爲現在的心學純粹就是光瞎想而不做事，一點都沒顧忌實際情況，知行合一完全成了空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