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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邑縣誌》記載:隆慶四年,西安府朝邑縣縣丞陳謀“奉文均田”。而萬曆《和州志》中則有“奉例文丈田均糧”。可見奉文均田至少從隆慶四年就已經開始了。
隆慶四年是誰在主政?當然是高拱,要不然難道去指望李春芳?這樣事情就很清楚了:萬曆時期張居正的清丈田畝,明顯是在延續高拱的政策。
清丈田畝是實行一系列改革的前提條件,所以清丈之後就要開始做事了。那麼高拱是怎麼做的呢?他沒有急吼吼地全面鋪開,而是既抓住重點、又小心翼翼地先在重賦重役地區開始推行。
如《野紀蒙搜》中就記載:“隆慶二年,行一條鞭法。初,撫臣龐尚鵬、劉光濟以此行之江西。”其中還明確提到了:“其後閣臣高新鄭、張江陵會戶部議通行之,海內至今遵守。應天巡撫朱大器、海瑞之後亦行條鞭之法。”可見此時此事高拱、張居正乃是決策者,而朱大器、海瑞則是執行一條鞭法的得力人物。
對於海瑞當然不用多介紹了,但對於朱大器卻要多說一句:他是高拱一手提拔起來的。
高務實知道自己的身份,尤其知道自己這個年紀,還不適合衝鋒在前,所以一貫是按照“引導高拱思路”來行事的。如此一來,就要求他必須在高拱本人已經有類似意向的時候助推一把,而不能是在高拱毫無考慮的方面瞎起鬨。
現在既然已經確定高拱對一條鞭法的推行是大力支持的,尤其是他已經開始在江南這個富庶而重賦重役之地開始動手,那自己當然要幫他一把。畢竟,一條鞭法並沒有達到高務實心目中的理想標準,但如果一條鞭法都推行不了,高務實心中的理想標準就更別提了。
於是他想了一會兒,才苦笑着問道:“三伯,我想先問一下,近些年來,太倉銀每年要虧空多少?”
“你問這個做什麼?”高拱有些詫異,但還是回答道:“嘉靖三十年時,太倉銀入庫兩百萬兩,支出六百萬兩,虧空四百萬,其後一些年頭虧空略有減少,也在二三百萬兩之間;隆慶元年時,收入二百零一萬兩,支出五百九十六萬兩,虧空三百九十五萬兩;隆慶二年收入二百萬兩,支出四百四十萬兩,虧空二百四十萬兩;隆慶三年收入二百二十萬兩,支出三百七十萬兩,虧空一百五十萬兩。”[無風注:以上數字爲史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