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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楊東旭進來周義仁沒放下手中的信,而是對着旁邊的報紙努了努嘴。一沓最新的報紙就放在旁邊,是和信件一起拿回來的。
現在周義仁不再是前兩年住在牛棚差點死掉的勞改分子,而是讓楊家村尊敬的大知識分子。當然如果通過他和區裏的專員能拉上一點關係那就更好了。
對於這些周義仁自然看在眼裏,對人一如既往的和善,對於過分的要求只是微笑不語,那些提要求的人只能臉紅的低下頭不再說話,現在的人可比以後的人要臉多了。
在拒接幾個拎着禮物上門拜師的家長之後,周義仁這邊慢慢的也安靜了下來。時不時有村民送來的雞魚肉蛋,他也會有選擇性的接受一些,然後給些回禮,水至清則無魚嘛,他雖然是個大知識分子,但並不是一個老古板這點道理還是懂的。
把報紙瀏覽了一遍,也沒有什麼太出奇的地方。雖然從報紙上一些政策報告上來看,國家開始鼓勵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甚至能NmG和香港、Rb合資經營毛紡廠的合同已經批准簽訂。
可混亂年代那席捲整個社會的大批鬥,還是讓人民心有餘悸,即便是國家鼓勵,人民依然害怕會不會再來一次混亂,所以都在觀望,近一兩年全面發展經濟的大浪潮還掀不起來。
在楊東旭的印象中,楊家村的人出門打工是到90年左右才流行起來的。也就說十年前鼓勵的政策,到十年之後這股風才吹到農村。
由此可見那十年的影響不單單只是表面浪費十年的時間,無形的東西損失更大。要知道建國之後的大生產,大躍進國家一揮手下面的人民可是遇鬼滅鬼,遇神殺神的。
“對自由市場有什麼看法嗎?”把手中看完的信摺疊起來塞進信封中周義仁抬頭問道。說的不是漢語,而是俄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