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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點明末地東林黨人就是最典型地代表，是士大夫這個階層永遠無法抹掉地污點。
他們爲了維護東南士大夫們的經商利益，不顧國家整體,不顧天下安危，堅決反對朝廷徵收商稅，以至於朝廷徵不上賦稅。
明軍明明非常能打，以王朝末年之師，頂着內閣、文官的雙層debuff，頂着觸目驚心的腐敗、空餉，卻能打得後金開國之師苦不堪言。但結果卻卻因爲糧餉不足，臨陣放三槍就算對得起皇上了。最終神州陸沉。
說這些士大夫貪財好色，主動去經商，趙桓是非常相信地。
只是他關切的問道：“士大夫們會願意將錢財借給朝廷嗎？”
楊時說道：“朝廷信譽的維護是一個需要持之以恆，日積月累的事情。所以商鞅變法，要原木立信，以重振民間對朝廷的信任。我大宋垂兩百年國祚，在民間信譽至少算的上佳。”
“而且子金商人，自古有之。漢景帝平七王之亂，周亞夫領軍出征，便是向當朝勳貴、子金商人借貸了一批黃金。事後連本帶息一併歸還。”
“在我朝青苗法，便是最典型的官府借貸行爲，民不加賦而國用足。其初心便是抑制民間高額借貸情形，只是貪官污吏強逼百姓借貸，又隨意調整稅率才使文公新政失敗。”
“如今朝廷有三億三千萬貫兩財政收入，以此爲擔保，足以讓士大夫相信朝廷有償還債務的資本。然後此次新政，朝廷嚴格管控借貸，不允許地方官員插手。由三司直轄，官家、皇城司、督察院共同監察，士大夫借貸資金直接歸中央掌控，進入國家財政。足以使新政安穩。”
趙桓微微頷首，中樞大員們在推進一項制度時，總是希望這項制度能維持運轉下去。他們跟地方小吏不同，地方小吏是完全不在意頭頂的這項國策究竟有什麼意義，想方設法的扭曲其本來形式，以滿足自己的個人私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