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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自開元以來，三省六部制的實職就開始“虛化”，“差事”代替職務，成爲實際政務的執行者。換句話說，一個戶部侍郎如果不帶一個“轉運使”之類的職務，那麼他基本上就只能在尚書府衙門裏面乾坐着等下班。
這種情況在中樞高層的顯現，便是“六部尚書”職權虛化。
這些職務經常被宰相們兼任，而實際上六部的日常運作，又被下放到侍郎這一層。
比如右相李林甫兼任吏部尚書，左相張守珪兼任兵部尚書。
他們應該管對應部門的事情，但實際上又不怎麼管事，也就是所謂的“可以過問部門相關情況，又不負責日常運作”。
其中“充分性”與“必要性”之間的互換與騰挪，便是高層政務的彈性所在。
有責任沒責任，往往不在於事情本身。官字兩個口，明規則都是用來整人的。
而類似情況已經從潛規則，變成政壇上的“明規則”了。
所以李林甫出現在吏部尚書所在的“尚書府”，而不是在經常辦公的“議政堂”，這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很值得推敲的事情！
果不其然，方重勇剛剛走進房間，還沒坐定，就聽到面色和藹的李林甫說道：“今日本相是專程來等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