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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的輕稅制度,主要針對的是土地的收稅,卻還保留了大量的人頭稅,比如說口賦、算賦、戶芻等等,形成了一種以人頭稅爲主的收稅方式。
漢初的經濟形勢,是少量的富商豪強佔據了大量的土地,這種很明顯有利於他們的收稅方式,使得他們明明佔有着很大的資產卻只需要交很少的稅收。而普通百姓們,卻依舊被繁雜的人頭稅所困擾。
借用荀況的話來說,這就叫做“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
文帝意圖“屈國”,哪怕國庫空缺也要愛護百姓,結果卻並沒有完全落實到百姓的頭上,使百姓的負擔大大減輕,反而“資豪強”,加速了社會的貧富分化。
同時,文帝弛山澤之禁、開關津之阻、任民冶鑄,客觀上確實促進了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卻也使得大量冶鑄者得以興風作浪。
前兩者的開放使得可以使用大批奴隸辛苦爲其勞作的大工商業主紛紛進駐市場,反而壓制了普通樵民和小商人以攫取財富。
而後者的開放,參與的門檻更高,只有少量的大鑄造業主和諸侯王得以獲利,且獲利極多:吳王劉濞也正是在這樣的政策下得以光明正大地累積起足以免除封國賦稅的巨大財富的。
在古代是農業社會這樣的先行條件下,在文帝一朝因爲過於寬鬆的經濟制度,竟然形成了商人富貴而農民貧賤這樣重末輕本的危險狀況。
社會上出現了“素封”這種集體:他們不是列侯封君,卻擁有着遠超平民的財富,“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再加上文帝時期對於土地政策、吏治管理的輕視,他們便大肆兼併土地,爲禍鄉里,嚴重加劇了社會矛盾。
所以等到劉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