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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第一步要做的是勉農。
我們先前提到過,文帝寬和的,自十三年起免除田租的政策,給國家帶來的反而是國庫空缺但富商豪強崛起。
爲了改變這一現象,劉啓登基的元年就宣佈恢復田稅的徵收,雖然也保持在一個放眼全封建時代都很低的三十稅一的標準,但總的而言有利於國庫的增長,以及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國家對於土地的控制力,打擊並抑制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勢力。
而爲了彌補田稅加重的農民負擔,劉啓又新增加了一項政策:允許農民流動,開墾富饒土地,使國家與農民之間儘可能得到雙贏。
比起文帝注重節省民力,不多加干預的保守的重農政策,劉啓的勉農政策更進了一步:他非常注重國家行政力和市場對於經濟的影響。
比如,中三年“禁酤酒”,後二年“禁內郡食馬粟”,後三年“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面對自然災害,他的態度基本是讓國家強制力介入到農業生產的過程之中,以更好更合適地促進農業的發展。
除此之外,他常被一些史家批評,不如親爹“恭儉”的一些舉措:前六年“伐馳道樹,殖蘭池”,中四年“置德陽宮”,還有徵調民力修建陽陵。聽起來是不是爲了享樂,很不顧百姓死活的樣子?
真的是這樣的嗎?劉啓他是這樣奢侈的人嗎?作爲一個非常難得的,從小在富貴中長大卻依舊能夠做到“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廄馬百餘匹”的皇帝,他是這樣奢侈的人嗎?
當然不是啊——劉啓這些的行爲,都不是按徭役算的,是工程項目啊,給錢的項目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