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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蕭養一朝事起，最該前去平叛的廣東官軍，因爲還有大部分在正統十三年被調去了廣西平叛，所以時任廣東左參議的楊信民數次奏請“調回在廣
西的官兵”，可是竟然均未獲準。
此外，多年來的不修武備，使得廣東守軍此時不僅人數稀少，武器裝備也落後老舊，所謂的裝備更新，也基本上“多不堪用”。
守軍的將領也“怠棄兵政，挾詐飾非”，面對反叛者只想着推卸責任、甚至彈劾夜巡官兵。
可以說，這一場起義，早年廣東官軍的應對將堡宗年間地方軍隊空虛、軍械無用、官軍組織失當所有的錯誤展現得淋漓盡致。
考慮到當時四面起火一般的起義形勢，我有時真的覺得堡宗非正常人也：這大明天下到處都是火星子啊，你怎麼做到不管內地愣是要親征北伐的？
——只能說，在他眼中，起義是叛賊，反賊，是需要被清除的污點，不配被他看見的東西。而親征北伐，是他足以誇耀的功績吧。】
天幕對朱祁鎮堪稱辛辣的批判一字一句敲打在景泰臣子的心尖上，連心底其實趨向正統的老臣都啞然無語——說到底，最無法反駁的從來不是抹黑，而是確確實實的事實。
可是景泰沒有進一步藉着天幕的道理給他們施壓，他的注意力放在後世人對地方守軍的描述上。
“看來軍事的改革，不僅要着手在京營與邊軍，還要加強對地方守軍的關注。”他對同樣正色聆聽着的于謙這麼說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