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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國許之”。
這並不是什麼文學意義上的誇張。如果放在更往後的封建社會，這種近乎“寡人與君共天下”的操作肯定會被噴是什麼雷人狗血操作，但在春秋戰國的大背景下卻是有很大可信度的。
各諸侯國相繼稱王之後，作爲分封制下卿大夫和士階層的一種延續，誕生了封君制這一遺留。
這些封君，除了有王室宗族的公子公孫外，還有很多位高權重的重臣——秦國也不例外，商君、應侯、甚至白起的武安君等都屬於之列。
他們在朝堂上往往擁有強大的政治影響力，甚至可以左右一國之朝綱。比如在趙國有“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斷官事”，在楚國有春申君“相楚一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在燕國，成安君公孫操乾脆就犯上弒君。】
嬴稷的表情很冷淡。
他想起秦國朝堂上曾經存在的所謂“四貴”勢力，想起剛剛登基政治經驗較淺時的手忙腳亂。
范雎對他諷刺說：“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一方面當然有誇張成分，是想要對他表露自己願意完全站在他的立場之上考慮的投誠，可另一方面，卻又不是什麼全然子虛烏有的假話。
誇張也得先建立在一定的事實之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夫，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和他與大臣議事之時“左右多竊聽者”——這些難道都是范雎虛構出來的嗎？
“在這件事上政兒做得對，”秦昭襄王對自己嘀嘀咕咕：“最高的權力確實只應該集中在一個人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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