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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帆很感興趣地問道：“哦，你他去哪兒了？”
樊文良說：“是啊，我找了半天，學校沒有，家裏也沒有，半夜了都沒回來，那時我還在德山工作，急得梅大夫給我打電話，哭着說孩子找不着了，如果孩子真的出什麼意外，她也不活了……後來我不放心，從德山連夜趕了回來，報警後，警察從網吧找到了他，回家後，當着所有孩子的面，我狠狠地訓了他一頓，第二天他想背書包去上學，沒門！我也豁出去了，跟省委請了三天假，帶着老二就回南方了，讓他跪在父親的陵墓前反省，什麼時候想通了什麼時候起來，想不通不許起來，那個季節南方已經很熱了，大熱天的，我就讓他整整跪了半天的時間，我部隊上的那些老戰友看不過去了，幾次吵着想去把他叫回來，我當時就跟他們拍了桌子，我說，今天誰要是管這事，這孩子就歸誰，誰就領回家！否則，少管閒事！哎——”
樊文良嘆了一口氣，不說了，肯定這些年他們夫妻付出了無法言說的艱辛，經濟付出都是次要的，關鍵是教育他們成人過程的艱辛，非親身經歷難以無法想象的，而且還不是一個孩子，可想而知。
一個“哎”，道出了多少艱辛、多少忍辱啊！
這是樊文良第一次說起他的家庭情況，看來，他的確是見到兒子今天的成就高興的，纔跟江帆拉起了家常，以前從來都沒有過，頂多也就是提提梅大夫而已。
樊文良端起杯，說道：“一言蔽之，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江帆站了起來，他說：“您不光是我爲官的榜樣，還是我人生的楷模，我們兩口子敬您，表達我們的崇敬之情！”
樊文良笑了，說道：“嚴重了，當時事情如果趕在你們的頭上，你們會比我們做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