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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拉表現得很不安，她說她試想了一下，“純粹的生活狀態”讓她感到害怕。她有點誇張地感嘆：“一個不能看，不能說，不能表達，也不能傾聽，沒有任何依附、任何容器的生活，是一種變形的生活。”我記不住她的原話，但我可以肯定，她說到“變形”這個詞時，做出了一個表示非常厭煩的動作。尼諾反覆嘀咕着那個詞——“變形”，就好像那是一句髒話。後來他又分析起來，比之前更加激動，直到後來，他忽然脫掉了身上的汗衫，露出了他瘦骨嶙峋、黝黑的身體，他拉住了我們的手，把我們拖到了水裏。這時候我非常幸福地叫喊着：“不，不，不要，我很冷，別這樣。”他回答說：“我們終於也有了非凡的一天。”莉拉在笑。
這時候我想，也許莉拉錯了，確實存在另一個尼諾：不是那個陰鬱的男孩——不是那個一心想着全世界、全人類命運的男孩，而是眼前這個男孩——一個會玩兒，會把我們拖下水的男孩；一個抓着我們，推着我們，把我們拉向他的男孩；一個向遠處游去，讓我們追趕，讓我們抓住他，讓我們把他摁到水下，假裝我們要把他淹死的男孩。
布魯諾來了之後，氣氛變得更好了。我們幾個人一起散步，這時候皮諾奇婭的心情慢慢變好了，她要下海游泳，她要喫椰子。從那時候開始，接下來的整個星期，我們都覺得那兩個男孩在早上十點來找我們很自然，我們在海灘上一直待到太陽落山，直到我們說：“我們該走了，要不然農齊亞該生氣啦。”他們也順勢說他們要回去學習一會兒。
我們已經變得多親密啊。假如布魯諾和莉拉開玩笑，稱她爲卡拉奇太太，她就會伸出拳頭來捶一下他的肩膀，然後追着他跑；假如他對皮諾奇婭非常關注，因爲她懷着孩子，皮諾奇婭會讓他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說：“我們走吧，我想喝汽水。”至於尼諾呢，現在他經常拉着我的手，把一隻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另一隻胳膊搭在莉拉的肩膀上，用手捉住她的食指和拇指。我們之間的界限在消除，最後我們五個成了興高采烈、很容易高興起來的夥伴。我們玩這樣那樣的遊戲，誰要是輸了，就要受罰。通常受罰的人要去親別人，但是那種開玩笑的吻，比如說：布魯諾要親莉拉沾滿沙子的雙腳，尼諾要親我的手、臉蛋、額頭、耳朵，或是敲我的耳朵後面。我們還玩拍球，莉拉非常擅長這個遊戲，尼諾也一樣。但是最活躍、最會玩兒的人是布魯諾，他和皮諾奇婭總能贏，無論是和我以及莉拉玩，或是和莉拉以及尼諾玩，還是同尼諾與我玩，他們一直都在贏，因爲我們所有人在皮諾奇婭面前都達成了一個默契。她在沙灘上跑啊，衝啊，在沙子裏打滾，完全忘記了自己的狀態，我們就趕快收場，讓她贏，也只是爲了讓她平靜下來。布魯諾會好心地勸她，讓她坐下來，然後喊道：“皮諾奇婭得分，太棒了！”
就這樣，一天一天，有一種幸福開始蔓延。莉拉拿我的書去看，這不再讓我覺得很煩，我反而覺得那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我們討論的時候，莉拉開始說自己的想法，尼諾在那裏仔細地聽着，好像找不到反駁的話，這讓我也覺得很好。讓我狂喜的是，在那種情況下，他常會忽然停止和她說話，轉而和我討論起來，就好像這樣可以幫他找回自己的觀點。
有一次，莉拉談了她讀的那本關於廣島的書，就發生了類似的事情。那本書引發的討論非常激烈，因爲我知道尼諾對美國持有批判態度，他不喜歡美國在那不勒斯建立的軍事基地，但是他又深受他們生活方式的吸引，他說他想研究研究。因此，當莉拉說美國在日本投原子彈是一場犯罪，比軍事犯罪還要嚴重，已經和戰爭沒有多少關係了，那是一場對尊嚴的侵犯時，他覺得很受傷。
“你記不記得珍珠港事件？”他很小心地說。
我不知道什麼是珍珠港事件，但我發現莉拉知道。她對尼諾說珍珠港事件和廣島事件的性質完全不同，無法進行比較，珍珠港事件是一場很下流的戰爭行動，但廣島事件是一場非常愚蠢非常可怕的報復行爲，比報復更糟糕，那是一場納粹屠殺，她最後總結說：“美國人應該被送上軍事法庭，作爲最可恥的戰犯，他們做的那些可怕的事情，只是爲了嚇唬那些活着的人，讓他們徹底趴下。”在這場激烈的討論中，尼諾沒有反擊，反倒心事重重地沉默了。然後他對我說話，好像莉拉沒在跟前一樣。他說，那個事件本身不是出於殘酷，也不是出於報復，而是爲了一次性結束那兇殘的戰爭，正是通過那種新型的武器結束所有的戰爭。他說話的時候聲音很低沉，眼睛看着我的眼睛，就好像他只在意我的認可。那是一個非常美好的時刻。他在那個時刻非常帥。這時候我那麼激動，以至於眼淚從我的眼睛裏冒了出來，很難再嚥下去。
星期五又來了，那是非常炎熱的一天，我們大部分時間都在水裏，忽然我感覺什麼東西被破壞了。
我們在回家的路上，剛剛和兩個小夥子告別，太陽快要落山了，藍色的天空上披着紅霞。在度過了情緒高昂的好幾個小時後，皮諾奇婭這時候忽然變得沉默，她把包丟在地上，坐在了路邊，開始憤怒地叫喊起來——非常小聲的叫喊，幾乎是在呻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