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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就出去了，我回到了阿方索還有其他同學身邊。過了一會兒，那位老師來到了走廊裏，走到了我跟前，跟我談了很久，關於比薩的一個學院。她說假如我參加一個像剛纔那樣的考試，我就可以去上大學，不要錢。
“假如您過兩天來這裏，我會給您說明所有要準備的資料。”
我聽她說話，就像在聽一件永遠不可能和我真正有關的事情。兩天之後，我回到了學校，只是因爲我覺得如果不去的話，老師會生氣，會給我一個不怎麼樣的分數。讓我震驚的是，她給了我很多非常詳細的信息，還幫我填寫了一張表格。我後來再也沒見到過她，我甚至不知道她叫什麼，然而我對她滿懷感激。她一直都用“您”來稱呼我，後來還很自然、很親切地擁抱了我。
考試結束了，我通過了考試，平均每門九分。阿方索也考得不錯，平均每門七分。在永遠離開那所中學，在毫無遺憾地離開那棟灰色的、破破爛爛的建築之前，在我的眼裏，它唯一的價值就是尼諾也在那裏上過課。我看見了加利亞尼老師，過去和她打招呼。她恭喜我得到了那麼優異的成績，但她的語氣裏沒有熱情，也沒有給我推薦夏季要讀的書，更沒有問我拿到了高中畢業證之後會幹什麼。她冷淡的語氣讓我有些生氣，我以爲我們之間的誤會已經化解了呢。問題在哪裏？以前是尼諾離開了她的女兒，再也沒有出現，她就覺得我和尼諾一樣不可靠、不正經，都是不可信賴的人？我已經習慣於討得所有人的喜歡，別人對我的喜歡，對我來說是一層亮閃閃的盔甲。
加利亞尼老師不再關注我，這讓我覺得很難過，這也促使我做出了一個重要的決定，我沒有和任何人談起我的決定（假如不能和加利亞尼老師說，那我還能和誰說呢？）——我申請了比薩高等師範學院。我開始努力地賺錢，因爲之前我給一些有錢人家的孩子上了一年的課，他們對我的工作很滿意，說我教得很好，我的名聲便傳了出去，整個八月我每天都很忙。我收了好幾個學生，他們都要補課：拉丁語、希臘語、歷史、哲學甚至是數學。在八月結束的時候，我發現我賺了很多錢，算起來有七萬七千里拉。我把五萬里拉給了我母親，她的反應非常誇張，幾乎是一把把那些錢從我的手上抓了過去，藏在了文胸裏，就好像我們不是在自家廚房，而是在大街上，她擔心那些錢會被搶走。我留了兩萬里拉給自己，我把這些錢藏了起來。
出發去比薩的前一天，我纔對我的家人說我要去比薩參加考試。“假如他們錄取我的話，”我宣佈說，“那我就去上學，不用花家裏一分錢。”我是用意大利語說的，說得很堅定，就好像說方言會讓這些話變得沒有分量，就好像我的父親、母親還有弟弟妹妹不應該也不能明白我正在做什麼。實際上他們聽我說這些，顯得很不自在，我覺得在他們眼裏，我已經不是我了，是一個在不合適的時候來家裏做客的外人。最後我父親說：“你想做什麼就去做吧，但是你要記住，我們沒辦法幫助你。”然後，他就去睡覺了。我的小妹妹問能不能和我一起去。我母親什麼都沒有說，但在離開前，她在桌子上給我放了五千里拉。我盯着那些錢，看了很長時間，我沒有碰那些錢，就好像我要拿着這些錢去揮霍，做一些任性的事情。最後，我還是突破了自己的心理屏障，我想：這是我掙的錢！我把錢收下了。
我是第一次離開那不勒斯，離開坎帕尼亞大區。我發現我害怕所有東西：我害怕坐錯火車；害怕尿急但找不到廁所；擔心如果天黑了，我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裏會迷路，擔心會被偷。和我母親一樣，我把所有錢都放在文胸裏了，有好幾個小時，我都在惴惴不安中度過，同時我又莫名其妙地感覺到自由。
我覺得一切都好起來了——除了考試，那位染着天藍色頭髮的老師沒告訴我，這次考試要比高中畢業考試難，尤其是拉丁語，對於我來說簡直太難了，但那只是冰山一角：每一場考試對於我的才能都是一種殘酷的考驗。我開始拖泥帶水、結結巴巴，我常常假裝我知道答案，但就是說不出來。語文老師對我的態度很糟糕，就好像我的聲音也會讓他厭煩，他說：“這位小姐，您在寫議論文的時候，根本不是在議論，而是在信口開河；我看到您非常大膽地談及了一些問題，但根本無視文章該有的結構。”我覺得很沮喪，信心盡失，那位老師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他滿臉譏諷地看着我，他讓我談一談最近我讀的書。我想象他當時說的是某個意大利作家的作品，但我當時沒有明白，我緊緊抓住了掠過我腦子的東西——只有在琪塔拉海灘上讀的塞繆爾·貝克特的丹·魯尼，我開始談了起來，那個盲人丹·魯尼儘管已經瞎了，但他還想成爲聾子和啞巴……老師嘲諷的表情，漸漸變得不安和惶惑起來，他很快就打斷了我，把我交給了歷史老師。情況並沒有好轉。歷史老師問了我一系列問題，都非常詳盡。到最後，我從來都沒有感覺到自己像那時候那樣無知，甚至在我學習最差、考試成績最糟糕的那些年，我的處境也沒有那麼窘迫。我能回答所有問題，但都是用一種非常籠統的方式。一旦他問我一個比較具體的問題，我就會回答不上來。最後他滿臉嫌棄地問我：“除了簡單的學校課本之外，你從來都沒有讀過別的書嗎？”
我回答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