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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快言快語地說着這些話,興致勃勃地辯論,這可能是他們一直以來養成的習慣。在這對父女身上,我看到了我從來沒有過的體驗,我永遠都不可能有的體驗。這種體驗是什麼呢?我一時也無法具體地說出來,那也許是一種因訓練而得來的能力,讓世界上的事情成爲自己私事的能力;而我,也就是在考試中才能炫耀一下自己知道的信息,我總能考到一個好成績,但這根本算不上是一種重要的能力,思維模式纔是最重要的,不僅僅是把每件事情都縮小爲個體的戰爭,還有自我的表現。馬麗婭羅莎很友好,她父親也一樣;他們倆講話都很嚴謹,一點都沒有加利亞尼的兒子——阿爾曼多或者是尼諾身上的那種言過其實;而且,他們在談論政治問題時,語氣裏充滿了熱情,而我在其他場合聽人們談論政治的時候,我都會覺得那些談話冷冰冰的,只是爲了炫耀,和我沒有什麼關係。現在,他們倆你一句我一句,脣槍舌劍,沒有前後聯繫地談起了對越南北部的轟炸,這個大學那個大學的學生運動,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成千上萬個反帝國主義策源地。女兒好像比父親更瞭解情況,馬麗婭羅莎知道的事兒可真多,她說話的時候好像總是掌握了第一手資料。後來,艾羅塔用一種責怪的眼神看了看他的妻子,阿黛爾對女兒說:
“你是唯一一個沒有選甜食的人。”
“我要一份巧克力蛋糕。”她馬上停止了長篇大論,做了一個可愛的鬼臉。
我用崇拜的目光看着她,她會開車,她生活在米蘭,在大學教書,她毫不羞怯地和父親進行爭論。我呢?我害怕得不敢開口,同時我又爲我的沉默感到羞愧。我後來忍不住大聲地說了一句:
“在廣島和長崎事件之後,美國人應該作爲反人類罪犯,被送上軍事法庭。”
一陣沉默。全家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我身上,馬麗婭羅莎說我說得好,然後伸過手來握了握我的手。我倍受鼓舞,就接着說了一些我道聽途說的事情。我談到了計劃經濟、社會黨和天主教民主黨的波折,談到革命、非洲、亞洲、幼兒園、皮亞傑、新資本主義、法官和警察的縱容,國家機構裏殘留的法西斯分子。我說得亂七八糟,毫無頭緒。我的心跳得很快,我忘記了我是誰,我在哪裏。我感覺到我周圍的氣氛很友好,大家都很贊同我的話,我很高興表達了自己的想法,我覺得很有面子。尤其讓我高興的是,這個可愛的家庭中,沒有任何人問我,就像通常人們會問的:我從哪裏來,我父親做什麼,我母親做什麼。我就是我,我是我,家庭是家庭。
整個下午我都和他們聊天。黃昏的時候,我們在喫飯之前一起散步,每走幾步,艾羅塔教授就會遇到一個他認識的人,他們會停下來,熱情地和對方打招呼,他們還遇到了兩個大學教授和他們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