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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謙就更少了，景泰八年，朱祁鎮火急火燎的抄于謙的家，除了御賜之物，再無分毫。
二人並稱西湖雙忠，都是極爲純粹之人。
朱祁鈺不能理解這種純粹的人存在，他是個大俗人，但是不妨礙諸葛亮、岳飛、于謙這樣的人，真實存在。
于謙可不是什麼文官代表。
他要是文官代表，就不會被御史、六部連章彈劾了，他算哪門子文官代表，那個微眯着眼，很少說話的吏部尚書王直纔算是文官代表。
文官代表是解決不了瓦剌南下的燃眉之急的，所以王直讓權給了于謙。
于謙這麼做，的確解了燃眉之急，但是這也埋下了文官徹底把持兵權的隱患。
沒有兵權的皇帝，就像是歐羅巴諸國，失去了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如同一個男人的蛋被攥住了一樣，無論如何他是不能接受的。
朱祁鈺繼續說道：“爲今之計，應力懲前非，汰冗兵雜員，節靡費，退庸將，肅軍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