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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以爲,環境衛生應該搞,這有如安書記所說,是愛國衛生;但是,也不能矯枉過正,顧此失彼。譬如,大家都去過縣委大院,那兒就很乾淨。但縣委大院裏,有專門的清潔工編制啊,這個我們卻沒有。所以,我以爲,做事情還是要到了哪座山唱哪首歌,要入鄉隨俗,因地制宜。”
曹華春就是此前分管衛生的副主任,看到安嶺拿環境衛生開刀,心頭不高興,所以這反擊也充滿了火藥味。而且,這反擊的語言還充滿着文采或“道理”。
但安嶺根本不屑於反駁。因爲曹華春所言,明顯是一種歪風邪氣,有如別人都在做壞事於是自己做壞事也不算壞的思想,是華夏人“從衆心理”以及“對比心理”的反應。
只是,安嶺不反駁,卻讓一些人錯誤地估計了風向,以爲安嶺在這事兒上可能會退讓,於是哪怕覺得安嶺的提議真的非常好,但也放棄了自己的主張,從而選擇了不利於安嶺主張的觀點。
安嶺這人,不記仇,更不會記私仇。因爲與自己擁有幾十年的人生經驗相比,別人都是在人生的泥淖中苦澀地爬涉,而自己不過是清醒的旅遊者、作弊者而已。
安嶺不是高高在上的人,但安嶺的眼光確實比這個時代所有人都高。哪怕一代偉人,也要說“摸着石頭過河”,而安嶺不會。
安嶺認真地聽取每一個人的發言,而且記得特別清楚。安嶺邊聽也在邊判斷,哪些人是出於“公心”或工作之心贊同與支持自己的主張;哪些人是出於反對祖桂良而贊同自己的主張;哪些人是出於維護祖桂良而反對自己的主張,安嶺都記着。
安嶺記着這些,分析這些,不是要組建自己的班底,他還沒這些野心。他是要借衝白河公社這個“模型”考察、研究一下基層幹部隊伍的現狀。
至於從中發現衝白河公社幹部之間的派系,互相之間的關係等,自然也算得上是一件意外之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