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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後世的發展，雖然取得了舉世成就，卻也是以農村的整體凋蔽爲代價的。在安嶺看來，工業化、城市化都是可以的，作爲人類文明發展的方向，安嶺自然不可能逆反。但工業化、城市化卻不是一定要以農村的凋蔽、破敗爲代價的。
有人或許不這麼看，認爲農村到處都是修的小洋樓，家家戶戶都有存款，可比過去強多了。這樣說似乎也不錯，但只要是真有良心之人，去關注一下孤巢老人與留守兒童，就明白其凋蔽的內含了。
沒有人，沒有活力，那房子不過是一堆建築垃圾而已。
對此，安嶺還在一篇雜談裏說過，以其讓打工仔把掙回的錢在農村修這種沒人住的房子，還不如由政府引導他們，在城裏購房，讓其財富進入有效流通，也讓老人與兒童享受一下現代文明。
可是，當時的政策對於農民進程，卻整體上持排斥態度，至少不會提供政策方面的便利，因爲長期以來的“農轉非”就是一道艱難的門坎。
安嶺不是理想主義者，相反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對沖白河的看法，第一是勞務輸出，第二纔是依靠資源本地發展。而依託資源本地發展，也只能是小巧多樣的，難以形成規模效應。
但安嶺在主持勞務輸出時，卻比別人多走了兩步。第一步是組織性，大家抱團出去，政府可以“擔保人”的身份介入其勞務合同；第二步是培訓，對勞務人員進行一定時數的培訓，讓其對即將到來的城市及工業生活有一個基本概念。
組織性，有兩種方式，一種就是此前已經走了的那種，呈集團性地向某個企業輸送人力，這個做法，在實踐中各地都有，只不過做得不夠好而已；另一種則是即將要出征的“衝白河鄉建築隊”，這是衝白河鄉成文，報請縣鄉企局覈准的一家集體企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