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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這種照顧也有了回報，作爲縣委和縣政府的分管領導，左光在一次談話中，明確表示支持左光繼續在糧食局的工作，有力地狙擊了兩個副職對他的挑戰。
此外，崔所加本人對於安嶺的爲政，也不太感冒。在他眼裏，安嶺這人太招搖了，而且太直接了。爲官嘛，那是於無聲處看手腕，並不是轟轟烈烈成功業的。因爲轟轟烈烈的人，多都都中途夭折了，譬如岳飛。
當然，這些不都足以讓崔所加做出與安嶺作對的事情來。根源還是在於，安嶺把手伸得太長，管了他不該管的事，惹到了崔所加的頭上，侵犯到了崔所加的地盤，換句時髦的話，就是動了崔所加的“奶酪”。
至於衝白河糧站真的剋扣了老百姓的斤兩，崔所加是不以爲意的。這裏面所涉及到的東西，不是一個小小的安嶺可以窺視的。
糧食經營，一直是有損耗的，這種損耗，相當於舊時代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押運稅銀時的“火耗”或明末中央政府向遼東前線運輸糧食時的“漂沒”，糧食部門內部有一些約定俗成的規定，雖然上不得檯面，但卻是大家的利益。譬如以次充好，多報損耗，轉移損耗等，如果沒這些“操作”，糧食部門賬面上很難持平。
這也是崔所加“沉默三分鐘”，才同意鄧王體“告御狀”的原因。雖然“約定俗成”見不得光，但他卻是糧食部門內部的共識，崔所加這也是在維護糧食部門的利益。
事實上，這也是華夏各機構部門數千年文化裏“靠山喫山”的現實折射。譬如警察局，喫這種錢喫得更加厲害，每過一段時間，各地警察都會來一通“打黃掃非”。打黃掃非是手段，罰款、抄沒纔是目的。所以要不了多久，黃賭毒就會重新露出水面。
所以，安嶺並不知道，他僅僅是維護一下農民的利益，小小地阻擊一下糧食部門的坑農舉動，告他“干涉糧站正常收購工作”、“偏袒農民”、“打壓糧食部門工作積極性”的告狀信，就在他發現衝白河糧站關門時，已經以“衝白河鄉糧站”的名義由衝白河鄉糧站的幾名工作人員，分別乘車投向了西嶺縣糧食局、西嶺縣人民政府、西嶺縣委、敘州地區糧食局、敘州行署、敘州地委。
而且，鄧王體並沒有完全聽從崔所加的意思，他沒敢派人去省城，但卻在西嶺縣郵局門口的郵筒裏，丟了三封分別寄往天西省糧食局、天西省人民政府和天西省委的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