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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月中旬，在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天主堂街（四川南路）相交的法租界一棟建築的房間裏，一個大約20歲左右的年輕人正在埋頭對着手中的稿件認真的校對。
這個年輕人是來到上海才三天的陳伯康，他現在是在《大美晚報》上班。這份工作是通過內線的人給安排的，具體是誰，陳伯康並不清楚。
對於《大美晚報》的情況，陳伯康上班後有過了解。這家報紙是旗幟鮮明的表達抗日立場。正因爲報館對抗日的態度明確，旗幟鮮明，使汪精衛非常惱火，想對該報館採取措施，可該報館在英法的租界內，不在其管轄範圍，無法採用正面手段，便依靠流氓漢奸特務的威逼恐嚇，但大美晚報依舊沒有屈服。
在這家報館裏工作，陳伯康感到還是挺不錯的，至少不用去考慮除了反抗日寇以外的事情，不像在學校的時候整個人神經兮兮的，對什麼人都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小心戒備，就怕出了一點錯，又被人打了報告，現在反倒讓自己的精神放鬆了不少。
陳伯康來上海的事可是一波三折，本來戴笠想讓他跟着自己在祕書處工作，可在那天晚上兩人交談後，思慮再三，還是決定讓他先到下面鍛鍊一下，過段時間再調回來。
戴笠在調派他的時候，發現陳伯康成長的環境限制了能安排的工作，本來能調派的地方不多，無非就是北方的北平、天津，南方的上海、南京。戴笠又在學校其他教官處具體的瞭解了他的情況後，最後拍板讓他到上海去。
在出發前，戴笠又派人跟他交代，到上海後等候領導的通知，服從領導的安排，一定要好好表現，不要給他丟臉。
陳伯康興致勃勃的踏上了前往上海的道路，先是坐飛機到香港，然後坐船到上海，沒想到在船上得到消息，汪精衛在河內發了‘豔電’宣揚投降。這讓陳伯康氣憤難耐，怒火上頭，想着到上海後，一旦汪精衛回到國內，一定要尋找機會除掉這個漢奸。
現在工作的問題解決了，生活就穩定了，至少他不會爲了衣食問題而擔憂。但是，讓陳伯康沒想到的是，到上海三天了，區長以及其他上級領導並沒有派人給自己安排任務，更別說接見自己了，這讓他有些不明所以了。
陳伯康很明白做他們這行，都是單線聯繫，不會牽扯到其他人，所以他不知道自己上面的人是誰，也不知道直接領導自己的是誰。可爲什麼還沒有安排自己的工作，難道自己的上級認爲自己不可用，或者不知道該怎麼安置，這才把自己暫時安放在這裏，可也總不能一直在這家報館待著不展開工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