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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媽媽：
你們好嗎？
“我很好。今天收到你們的信了。還是老樣子——媽媽依然那麼語無倫次。（笑）菜譜真好，做是沒多大指望了，看看也是好的，小時候的故事是怎麼說來着：‘從前呀，有個叫馬良的小孩很會畫畫，他畫什麼什麼就變成真的了……’”
……
她就這樣安慰着我們，安慰着我，她深知我是一個資深的“小資”，我會在心中詩化她的生活：還有什麼能比法蘭西更適合詩化、羅曼蒂克化的嗎？但是，2003年那個夏天，讀完《姐姐的叢林》，我和她的爸爸，我們極其震動，我們倆用眼睛相互詢問，是什麼，是怎樣嚴峻的、嚴酷的東西，讓我們的女兒，一下子就長大了？
是的，她長大了，她的文字長大了，脫胎換骨長成了一個讓我陌生和新鮮的生命。她用這種有生命的語言，開始講述她的故事，她在一個最浪漫的國都，開始講述她和這個世界毫不詩意的關係，講述滾滾紅塵中那些悲涼和卑微的生命，講述大地的骯髒和萬物的蔥籠，講述華美的死亡與青春的殘酷……一個一個和毀滅有關的故事，接踵而至。於是，我知道了，我的女兒，她從來就不僅僅是一個櫻桃小丸子，她還是一個與生俱來的悲觀主義者。可能正是這樣兩種極端的品質在她身上共生共存，所以，她才能毫無障礙和果敢地穿過別人認爲是終點的地方，或者，俗世常識的藩籬，到達一個新鮮的、凜冽的、又美又絕望的對岸。那是一種天賦，我沒有。
想想，她所熱愛的作家們，其實都具有矛盾的本質，比如三島由紀夫，比如託斯妥耶夫斯基，比如曹雪芹。她喜歡豐富的、繁茂的、難以盡述和詮釋的文本：又天真、又蒼老，又單純、又犀利，又溫暖、又黑暗，又柔軟、又冷酷，集萬丈紅塵與白茫茫的大地爲一體，就像大地本身。所以，她像熱愛戀人一樣熱愛着《豐饒之海》；像敬畏高山一樣，敬畏着《卡拉馬佐夫兄弟》；而《紅樓夢》，我想，那應該是她的理想了——在這一點上，笛安是一個有情懷的浪漫主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