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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朝的皇宮深處，皇帝們終日惶恐不安，害怕自家將領效仿開國先祖趙匡胤的陳橋兵變，篡奪皇位。於是，他們實行了一系列旨在削弱武將權力的策略，如兵將分離、頻繁調動軍隊，這雖有效防止了內部兵變，卻導致兵力分散、訓練不足，軍費開支卻日益膨脹。與此同時，朝廷又構建了一座龐大而複雜的文官體系，官多不辦事的現象蔚然成風。加上皇帝們的奢靡風氣，沉迷於吉祥徵兆、封禪大典，大肆修建豪華宮殿，卻未能刺激民間消費增長，反而催生了冗官、冗兵、冗費這三大頑疾，使帝國經濟日漸衰敗。
年輕有爲的宋神宗決定力挽狂瀾，啓動了王安石主持的激進變法運動。變法的核心在於三個方面：一是推行富國政策，通過國家深度介入經濟活動，以實現財政增收；二是實施強兵計劃，重整軍隊結構，提升軍事實力；三是改革科舉制度和太學管理，選拔更具才幹的官員進入官僚階層。
理想豐滿，現實骨感。變法雖好，但執行層面卻如蛀蟲蝕木，良策變成了劣政。各級官吏陽奉陰違，層層加碼盤剝，變法初衷扭曲變形。
最終，國庫雖然充盈起來，但普通民衆的生活卻日益艱辛。一些有識之士痛斥變法帶來的種種弊端，而另一些從中受益者則竭力維護變法成果。隨着皇位傳承的變化，政策立場也搖擺不定，朝廷內部由此分化爲新黨和舊黨兩大陣營。原本圍繞變法展開的政治鬥爭，逐漸演變爲一場暴露人性貪婪與僞善的深層次較量，使得朝廷內外的爭論焦點偏離了變法初衷，向着更深的道德泥潭滑落而去。
北宋年間，一場新舊黨派之爭猶如暗流湧動，其中幾樁着名的詩案，恰恰是這場政治博弈的產物。首當其衝的，便是震動朝野的“烏臺詩案”。
蘇軾，作爲舊黨的代表性人物，在變法浪潮席捲而來之時，自然而然成爲新黨眼中釘，仕途步步坎坷，官職一路下滑，流放的腳步漸行漸遠。這一次，他接到調任湖州的任命，按慣例需寫下一篇恭順感激的奏疏，就像被迫向無情的權力低頭，哪怕遭受打擊也要表露忠誠。
蘇東坡素來以直言不諱聞名，他在奏疏的結尾處添了一句耐人尋味的話語：
“皇上深知我愚鈍不合時宜，難以追隨新貴的步伐；也體察我老邁不生事端，或許能夠妥善治理一方百姓。”
這短短一行字，卻給他帶來了致命的危機。
所謂的“小辮子”，正是四個字——“新進”和“生事”。新黨鷹犬們立即嗅出了其中的刺鼻氣息：“新進”二字在他們看來，無疑是對新黨勢力的嘲諷和蔑視；而“生事”一詞，則被視爲蘇軾對新黨執政理念與措施的辛辣諷刺，暗指他們在政務上的胡亂折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