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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文及甫的命運也在元佑六年末發生轉折。彼時，其父文彥博退隱，他也隨之被貶爲集賢殿修撰，並出知河陽。然而短短數月後，即次年九月，文及甫又被朝廷召回京城，受命擔任太僕卿，並暫時代理工部侍郎一職。據此分析，文及甫給邢恕寫信的時間窗口很可能落在了元佑七年上半年。
回到那個時間段的歷史背景中，宋哲宗趙煦當時已十六歲，儘管他內心對太皇太后高滔滔把持朝政心存不滿，卻無力改變現狀，只能保持沉默。雖然按年齡和制度來說，趙煦已經具備親政資格，但許多主張歸政的中立大臣的奏請都被高滔滔壓下未予採納。
爲了緩解帝后之間的緊張關係，高滔滔採取了一些妥協措施，如提升趙煦生母朱太妃的政治地位，以此展示自己無意長久攝政。同時，高滔滔還試圖修復與舊黨的關係，希望趙煦在親政後仍能沿用舊黨人士。如此情境之下，若高滔滔策劃廢黜皇帝，無疑是自尋死路，因爲這不僅會引發宮廷內亂，更會激起朝野上下的一致反對，與她當時的權宜之策背道而馳。因此，從史實推理來看，這個所謂的“謀反案”在元佑七年幾乎不可能存在。
在同一時期內，儘管劉摯身居宰相高位，但他的日子過得並不順遂。司馬光去世後，舊黨內部分崩離析爲洛、蜀、朔三派，而劉摯作爲朔黨的領軍人物走馬上任宰相之職。然而，他甫一上位便受到其他兩派的猛烈攻擊，根本無暇去策劃一場廢黜皇帝的大陰謀。史書記載，劉摯在元佑六年登上了宰相之位，卻在元佑七年底被彈劾罷免，實際執政時間僅一年多些。若真有此案，根據文及甫的時間線索，案件應發生在元佑六年的下半年。
而此時此刻，恰恰是舊黨內部鬥爭最爲激烈的時候，文及甫身爲政敵洛黨的成員，如何能獲取到朔黨內部關於廢帝的祕密計劃？這一系列推理讓人不得不懷疑：所謂的謀反案極有可能是宋哲宗趙煦一手導演的鬧劇。趙煦利用蔡謂控訴舊黨的機會，擴大打擊面，以期將舊黨勢力徹底趕出朝廷。
由於這個案子子虛烏有，趙煦最後只能讓蔡京草草地結案，並且必須避開牽扯皇族和高家的人士。因爲在之前對付高滔滔的案件中，趙煦曾向朱太妃承諾不再追究舊事，這時候再針對高家無疑會顯得背信棄義。因此，這個看似驚天動地的廢帝大案最終草草收場，其處理過程中的粗糙與倉促，無不顯示了此案的真實面目——一場虛構的政治陷害。
正因如此，史書對此案記載含糊不清，無法自圓其說，只得照搬當時朝廷的官方文件敷衍了事，以此來掩飾真相，維護表面的穩定與秩序。
這場案件如同一顆深埋的定時炸彈，其影響力如漣漪般擴散開來，進一步加劇了宋朝黨派之間不擇手段、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氛圍。如果說宋神宗時期炮製烏臺詩案是打開了潘多拉魔盒，那麼趙煦便是緊隨父輩步伐，將這種殘酷無情的手腕推向極致，使原本已經破損不堪的政治博弈規則更加支離破碎。
隨着時光流轉至宋徽宗年代，那曾經約束朝臣間鬥爭的規則已蕩然無存，羣臣在權力角逐中無所不用其極，整個朝廷陷入了空前激烈的內鬥漩渦。這樣的惡性循環猶如癌細胞般侵蝕着宋朝的肌理，導致國家內部的消耗和腐敗愈發嚴重，如同慢性毒藥般逐步拖垮了王朝的生命力。最終，宋朝在這場曠日持久的內耗中耗盡元氣，走向了不可避免的覆滅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