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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國在宋代的萌芽能持續下去，中國絕不會一次次墜入歷史的循環中，週而復始地重複那些外敵入侵的悲劇。
宋代已經形成的土地契約關係，也用不着文忠記憶中，通過明朝的“一條鞭法”，和大清的“攤丁入畝”來重複。
擁有了印刷技術的華夏，也不會等到文忠那個時代，依然讓目不識丁的文盲，佔據人口的絕對比例。
宋代對政治對手放逐而不是從言論到肉體一併消滅的做法，直到文忠那個時代，依然沒有做到。
宋代開始的大航海，比西方世界早了數百年，如果不是被北元鐵騎打斷。第一個發現美洲的，應該是中國人。
在整個人類的黑暗時代，東方出現了走向近代社會的萌芽。但這一切，出現得太早了，被蒙古人的馬蹄徹底毀滅。
一個民族的悲劇，出現一次已經夠了。
所以此時文天祥的大都督府，幾乎夜以繼日的運轉。每天在那裏發出的命令有上百條，彙集到那裏的公文，也有上百件。
有些革新是憑藉文天祥的個人威望而推行的，如新式兵制。破虜軍整頓過後，建立了八個標，和一個水師。每個標的低級軍官都定期去軍官教導隊去培訓，由專人講解戰術、軍略和爲何而戰的道理。普通士兵則在讀書人的指導下，學習識字，書寫。
有些革新措施的推廣，則依靠其背後鉅額的利潤。如利用水利傳動設備的大型作坊、工廠。爲了給部隊籌集到足夠的資金，丞相府從破虜軍輜重營抽調好手，專門成立了一個科技部，負責將一些軍中使用的設備改爲民用，並將一些在邵武製造的新鮮設備改進，推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