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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軍中幾個高級將領充分利用了士兵們對選舉制度的誤解與不滿,對廣南西路的豪強進行了清洗。或者可以這樣認爲,是軍中將領們利用手中職權,在規則允許範圍內,以一種激烈的手段,表達了他們的政治訴求。
幾乎與劉子俊的報告同時送達的,還有鄒洬和蕭鳴哲兩人的信。在信中,二人坦率地陳述了他們對新政即將被人利用的擔憂,並且不約而同的認爲,既然丞相府和破虜軍打下了這片地盤,在沒滿足丞相府和軍隊的需求前,地方官員不應該由沒有任何功勞的外人來做。兩年前的選舉是事急從權,而眼下大都府管轄的地域和麪臨的局勢,要比兩年前複雜得多。官職對人們的誘惑,也比兩年前大得多。此時推廣兩年前的選舉方式,不但不合適,而且會造成新光復地區政局不穩定。
鄒認爲選舉的弊端主要有兩條,第一,粗糙的選舉辦法,難以保證官員對大都督府的忠誠度,其二,選舉上來的官員,與科舉官員一樣,不能保證他們的辦事能力。在某種程度上而言,經選舉而上來的官吏們比科舉而造就的官員還少了十年寒窗苦讀,一旦連字都認不全的土財主被選上來,難免成爲內外對手的笑柄。
“你們以爲打江山就是爲了分贓麼!”文天祥用指關節敲打着桌面,恨恨地想。這次西征,之所以選擇鄒洬擔當主帥,看中地就是他那分寬闊的心胸。本以爲有他在軍中坐鎮,諸將們,特別是原江淮軍將領們對廣南土豪的報復不會那麼激烈,誰知道,鄒洬非但沒有起到折衝作用,而且充分利用了江淮軍舊部的報復心理。
在給文天祥的信中,鄒洬絲毫沒隱瞞自己的想法。他在信中說道,自己不懂得丞相大人爲什麼堅持那個選舉,主動放權於人。但是,如果丞相大人堅持這樣做,他會絕對與丞相大人保持一致。爲了把將來的危機消滅於萌芽狀態,他甘願做一個惡人,不接受廣南羣豪的輸誠,而是將那些盤根錯節的家族勢力掃蕩乾淨,交給丞相府一張白紙。
在這張白紙上,丞相大人可以隨意揮灑。新政重百姓而輕豪強,廣南兩路的豪強土地被沒收了,就失去了當豪強的資本。這些人除了進城開作坊或當商人,沒有其他路可選擇。當然,他們還可以選擇投奔北元或抵抗到底,那更省事,大都督府連贖買土地的費用都省下了,可以出資多開幾家工廠,安置更多的流民。
蕭鳴哲的信比較委婉,這個進士出身的儒將先自我請罪,承認是由於自己安排軍隊進城順序有誤,導致了藤州城十幾戶大家族被蘇劉義帶人清算。但他認爲,不應該因此就治蘇劉義的罪,因爲從那些豪強家中,蘇劉義抄出了足夠的犯罪證據。這些人除了勾結北元,背叛大宋外,還與地方官員狼狽爲奸,奪人田產,搶男霸女,無惡不作。憑藉他們犯下的那些罪行,也該將他們繩之以法。
至於其他州縣豪強,因爲同情藤州豪強們的境遇而奮起反抗的行爲,蕭鳴哲這樣解釋。這些豪強本來就不甘心受制於人,自李唐以來,廣南西路就幾乎是世家大姓的獨立王國,朝廷官員來了如同擺設。既然他們選擇這個時間跳出來與破虜軍爲敵,不如借勢將他們擠掉。就像拔膿割瘡,短期看來雖然有些疼,卻能爲沿海諸路,贏得長久的平安。
在信的末了,蕭鳴哲也與鄒洬一樣,表示如果丞相大人認爲他處理問題的方式有誤,他甘受任何責罰。但將福建北部曾經試行過的選舉向其他地方推廣,一定需要慎之又慎。大都督府雖然依舊奉着大宋旗號,但一切政令都是自起爐竈。現在,就好像在立國之初。一切雖然都是草創,但事關國家制度,開頭必須儘可能合理。否則,將來發現有大缺陷,改起來也晚了。如果文天祥的繼任者威望、能力遠不及他本人,則會抱着前人的錯誤一直走下去。就像當年的大宋,太祖立國時爲了防止武將割據而訂立重文輕武的國策,後世皇帝就一直繼承下去,沒有力量也沒有能力改變,積殘積弱,直到被北方崛起的蠻族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