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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陽已過，秋色漸濃。金陵城外羣山紅遍，國史館中銀杏葉黃。
一轉眼，胡惟庸已經進館一整月了。一個月來，胡相從一開始的新鮮、榮幸，漸漸變得的煎熬、度日如年。最後是掐着指頭算，啥時候能出去。
倒不是他沒定力，能一路熬到宰相，怎麼可能沒這點耐心？問題在於他跟宋濂、王煒那幫子文人，實在是‘漫地裏栽桑——入不上他行’知道嗎？
那些人整天滿嘴之乎者也，不光修史的時候拽文，閒暇的時候還要吟詩作對，尋章摘句。而且總要請他先來……就胡相肚裏這點墨水，也只能在吳良、費聚那幫武夫面前找找自信，擱宋濂這幫人面前不是班門弄斧，止增笑耳嗎？
弄得他每天苦不堪言，不得不頻頻尿遁……後來都成條件反射了，一聽到說要作詩就尿急。久而久之，胡相難免疑神疑鬼，總覺得這幫文人是故意耍自己，看自己笑話，好讓自己不好意思對他們修史指手畫腳。
其實這幫鳥文人實在多慮了，胡相看看別的朝代的史書還能說兩句，可是一翻他們編的《元史》，腦袋就有兩個大。
倒不是說這書編的有多深奧，而是太幾把亂了！比方說，書上的蒙古人，十有八九不是叫帖木兒，就是叫脫脫。
而且更離譜的是，同一個帖木兒，可能在別處就叫‘鐵木耳’、‘帖木哥’、‘鐵木爾’、‘貼睦爾’——這尼瑪還怎麼審閱？每次他坐下來，翻看不到幾頁，就會有撕書的衝動！
他忍不住質問宋濂，咱就不能統一一下名稱？宋濂無奈的給他展示元朝的第一手史料道：“蒙古人記得就是這麼亂，說實話我們也搞不清哪個是哪個。貿然改錯了，這鍋就是我們背，還不如原樣照抄，誰的責任誰擔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