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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到黃海可能被人暗算了,石燕就不由自主地聯想到聞一多、李公樸被國民黨特務暗算的事,她腦海裏就浮現出一個典型的特務形象,頭上戴個鴨舌帽,鼻樑上架副墨鏡,手指間夾着一支菸,跟蹤在黃海身後,一直跟到離“五花肉”那破爛工棚不遠的地方,確定四周無人可以作證了,那特務就把菸頭朝地上一扔,用穿着皮鞋的腳狠狠捻碎,然後就掏出槍,對準黃海砰砰幾槍。
石燕把自己想得脊背發涼,只好安慰自己:現在是和平時期,又沒有國民黨特務,怎麼還會有暗算的事呢?但她又跟自己爭論說:和平時期就沒人搞暗算了?難道暗算是國民黨特務的專利?她想起她爸爸說過,“特務”其實就是“特殊任務”的意思,哪個黨都有“特殊任務”,所以都有執行特殊任務的人,也就都有“特務”。即便我們黨真的沒特務,但煤礦領導就不興培養幾個特務了?
現在她連自身的安全也擔心起來了,如果煤礦領導真的不想讓這事傳出去,恐怕會連她也一同捎上,因爲她也參與了這次採訪,雖然她根本沒看見那封信的底稿,但煤礦領導那夥人怎麼知道這一點呢?還不是以爲她既然也去了“五花肉”家,肯定是什麼都知道了?
她覺得自己真是冤枉,一點都不知情,卻被人當作“知情人”來暗算,她恨不得提着個鑼到街上去吆喝一番:“我不是知情人,我沒看過‘五花肉’的底稿,我不知道礦難是不是煤礦領導的責任”,或者直接跑到煤礦領導那裏去說自己不知情?那煤礦領導會不會認爲她這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說來說去,這都怪黃海,千里迢迢的,怎麼想到跑這裏來惹這個麻煩?但她馬上想到這事還是她自己挑起來的,如果她不在信裏描述D市煤礦工人和鋼廠工人的惡劣生活環境,黃海怎麼會想起跑這裏來採訪?
這下糟了,鋼廠和煤礦的領導肯定都知道是她提供線索的了,說不定他們現在正在找機會整治她一下,可能礙於她住在師院宿舍裏,人太多,下不了手,才讓她活到今天。她越想越怕,連課都不敢去上了,逃了課,就待在寢室裏。
但她在寢室只呆了一節課,就決定還是去上課,因爲她意識到一個人待在寢室裏更危險,如果有個人潛入她們寢室樓,躲在廁所裏,或者就躲在她們寢室裏,等別人都上課去了,那人跳出來殺了她,不是易如反掌嗎?她武斷地認爲那個殺手一定是一個男人,於是就更加驚慌,怕他不僅要殺她,還會污辱她,那好像更糟糕。如果只是殺了她,說不定死後還會被人當作英雄紀念,至少算個無辜死者。但是如果死前還被那人污辱了,那傳揚出去,英雄就沒得當了(你見過哪個女英雄被人污辱了的?),不光她臉上沒光,連她家裏人臉上都沒光。
於是她又跑到教室去上課,想跟大家混在一起,使那個暗算者難以下手。但她上課也上不安心,就像座位上有釘子錐她一樣,坐在那裏度日如年。
課間的時候,姚小萍跑過來跟她說話,結果她心不在焉,驚驚慌慌的,激發了姚小萍的好奇,一再追問是怎麼回事。她心裏太害怕了,太六神無主了,只想有個人能幫她拿個主意,便決定把這事告訴姚小萍,萬一遭了暗算也有個人知道是誰下的手。她小聲說:“這個事我只告訴你一個人,你千萬別對任何人講……”
姚小萍抱怨說:“你怎麼這麼說?我什麼時候把你的事對人講了?你別看我這個人消息靈通,但我從來不傳話,這麼多人都信任我,唯獨你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