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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榮一點也不意外，直言道：“說說你的看法。”
羅幼度頷首道：“張府院性子剛烈，信奉法家定亂世的理念，故而重嚴法講嚴規，一個蘿蔔一個坑，以法來約束萬民。而呂法曹注重教化，認爲只有改變百姓思想，讓他們自知廉恥，已達無爲之效。是故他們注重的是思想，而臣沒有那麼開明超前的理念，只是一個很務實的人。一切以利爲先，不管嚴法、寬法，誰有利用誰，誰更加合適用誰。什麼法儒道皆是工具，誰好誰上。”
“故而臣以爲，兩位上官思想可取，卻不夠務實。”
郭榮也是一個務實的皇帝，興趣更甚，迫不及待的道：“細細說來。”
羅幼度道：“首先寬法不可取，死刑重刑更加不可廢，所謂名輕而實重。臣以爲寬法衍生的效果絕非自覺，更多的是不當一回事。這犯罪的代價過低，反而更加容易造成犯罪，導致無辜百姓受難，對民生造成更大的危害。故而漢末陳羣有一句話臣非常認同，‘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
“其次，嚴法亦不可取。唐名臣魏徵有言‘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法過嚴容易積累民怨，容易製造廟堂動盪，這天下未定，四夷未服。約束過甚，會造成不可估量的後果。”
羅幼度這裏說的很含蓄。
郭榮當然聽明白了。積累民怨是一點，更多的還是製造廟堂動盪。
約束過甚，難過的不是百姓，而是廟堂上的那些文武大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