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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桑弘羊堅持認爲，國家若要強大，就必須緊握經濟命脈，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國家衰弱，確保有足夠的財力抵抗外敵，如匈奴的侵擾。除鹽鐵問題之外，雙方還就如何對待匈奴、治理國家的方式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賢良文士傾向於通過和親、仁義教化等方式緩和與匈奴的關係，主張解除邊疆重兵駐守，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桑弘羊一派則認爲匈奴難以用仁義感化，主張採用強硬手段，以確保漢朝的安全。
在國家治理方式的選擇上，賢良文士提出鑑於漢武帝晚期社會矛盾激增，應採取溫和政策安撫百姓情緒，強調以德治國、仁政先行；而桑弘羊等人則堅定主張依法治國，實行嚴格的刑罰制度，剷除一切危害國家穩定的因素。
儘管霍光本人並未直接參與鹽鐵會議，但他的立場明顯偏向於賢良文士。儘管雙方爭論激烈，但他們都是出於對國家治理更好的追求，只是在具體方法和理念上存在差異。鹽鐵會議結束後，漢昭帝並未徹底廢除鹽鐵官營制度，而是做出一定妥協，取消了一部分鹽鐵專賣，這一舉措雖小，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主富商的勢力，對緩和社會矛盾起到了積極作用。隨後，漢朝經濟逐步恢復，霍光推崇的儒家仁政思想得到了統治階級更多的認可。
總體來看，鹽鐵專賣的確爲國家帶來了顯着的經濟效益，有利於抑制地方勢力、強化中央集權，並通過武力壓制匈奴以維持國家安全。然而，在社會矛盾凸顯之時，過於偏執於這類政策可能會加劇社會矛盾，甚至引發動盪，降低百姓對朝廷的信任度。與此相反，賢良文士所提倡的政策多以緩解社會矛盾爲核心，對於國家的妥善管理具有不可忽視的正面作用。無論如何，任何政策的實施都需要全面考慮其利弊，避免盲目行事對國家造成不良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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