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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子孫的繁衍是人類最實際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輪到總理卻偏偏無後，這怎麼能不使人遺憾呢？是殘酷的地下鬥爭和戰爭奪去鄧穎超同志腹中的胎兒，以後又摧殘了她的健康。但是以總理之權、之位、之才和傾倒多少女性的風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傳宗接代呢？這在解放初黨的中高級幹部中不乏其人，並幾乎成風。但總理沒有，他以傾國之權而堅守平民之德。後來有一個厚臉皮的女人寫過一本書，稱她自己就是總理的私生女，這當然經不起檔案資料的核驗。舉國一陣譁然之後，如風吹黃葉落，復又秋陽紅。但人們在憤怒之餘心裏仍然隱隱存着一絲的惆悵。特別是眼見和總理同代人的子女，或又子女的子女，不少都官居高位名顯於世，不禁又要黯然神傷。中國人的傳統文化是求全求美的，如總理這樣的偉人該是英雄美人、父英子雄、家運綿長的啊。然而，這一切都沒有。這怎麼能不在國人心中鑿下一個空洞呢？人們的習慣思維如列車疾駛，負着濃濃的希望，卻一下子衝出軌道，跌入了一個無底的深淵。
總理的三無是官而不顯。
千百年來，官和權是連在一起的。官就是顯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個對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種對立的形象。但周恩來作爲一國總理則只求不顯。在外交、公務場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內心深處，他是一個最低標準甚至不夠標準的平民。他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總理。一次他出國訪問，內衣破了送到我駐外使館去補，去洗。當大使夫人抱着這一團衣服回來時，傷心得淚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員道：“原來你們就這樣照顧總理啊！這是一個大國總理的衣服嗎？”總理的襯衣多處打過補丁，白領子和袖口是換過幾次的，一件毛巾睡衣本來白底藍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紗衣。後來我見過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來的紋路。這樣寒酸的行頭，當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國人。所以總理出國總帶一隻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級的賓館，每天起牀，先由我方人員將這一套行頭收入箱內鎖好，才許賓館服務生進去整理房間，人家一直以爲這是一個最高機密的文件箱呢。這專用箱裏鎖着一個貧民的靈魂。而當總理在國內辦公時就不必這樣遮擋“家醜”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藍布袖套，那樣子就像一個坐在包裝臺前的工人。許多政府工作報告、國務院文件和震驚世界的聲明，都是套着這藍袖套下寫出的啊。只有總理的貼身人員才知道他的生活實在太不像個總理。總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廳辦公，一直住了二十五年。這座老平房又溼又暗，多次請示總理都不準維修，終於有一次工作人員趁總理外出時將房子小修了一下。《周恩來年譜》記載：1960年3月6日，總理回京，發現房已維修，當晚即離去暫住釣魚臺，要求將房內的舊傢俱（含舊窗簾）全部換回來，否則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員只得從命。一次，總理在杭州出差，臨上飛機時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時鮮蔬菜，到京時被他發現，嚴厲批評了工作人員，並命令折價寄錢去。一次，總理在洛陽視察，見到一冊碑帖，問祕書身上帶錢沒有。沒有錢，總理搖搖頭走了。總理從小隨伯父求學，伯父的墳遷移，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臨行前又改派侄兒去，爲的是儘量不驚動地方。一國總理啊，他理天下事，管天下財，住一室，食一蔬，用一物，辦一事算得了什麼？
多少年來，在人們的腦子裏，做官就是顯耀。你看，封建社會的官帽，不是烏紗便是紅頂；官員的出行，或鳴鑼開道，或靜街迴避，不就是要一個“顯”字！這種顯耀或爲顯示權力，或爲顯示財富，總之是要顯出高人一等。古人一考上進士就要鳴鑼報喜，一考上狀元就要騎馬披紅走街，一當上官就要回鄉到父老面前轉一圈，所謂衣錦還鄉，就爲的是顯一顯。劉邦做了皇帝后，曾痛痛快快地回鄉顯示過一回，元散曲中專有一篇著名的《高祖還鄉》挖苦此事，你看那排場：“紅漆了叉，銀錚了斧。甜瓜苦瓜黃金鍍。明晃晃馬鐙槍尖上挑，白雪雪鵝毛扇上鋪。這幾個喬人物，拿着些不曾見的器杖，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西晉時有個石崇官做到個荊州刺史，也就是地委書記吧，就敢同皇帝司馬昭的小舅子王愷鬥富。他平時生活“絲竹盡當時之精，庖膳窮水陸之珍”，招待客人，以錦圍步幛五十里，以蠟燒柴做飯，王愷自嘆不如。現在這種顯弄之舉更有新招，比座位、比上鏡頭、比好房、比好車、比架子。一次，一位縣級小官到我辦公室，身披呢子大衣，剛握完手，突然後面躥出一小童，雙手託舉一張名片，原來這是他的跟班。連遞名片也要祕書代勞，這個架子設計之精，我萬沒有想到。剛說幾句話又抽出“大哥大”（第一代手機），向千里之外的窮鄉僻壤報告他現已到京，正在某某辦公室，連我也被他編入了顯耀自己的廣告詞。我不知他在地方上有多大政績，爲百姓辦了多少實事，看這架子心裏只有說不出的苦和酸。想總理有權不私，有名不顯，權傾一國卻兩袖清風，這種近似殘酷的反差隨着歲月的增加倒叫人更加十分的不安和不忍了。
總理的四無是黨而不私。
列寧講，人是分爲階級的，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是由領袖來主持的。大概有人類就有黨，除政黨外還有朋黨、鄉黨等小黨。毛澤東同志就提到過黨外有黨，黨內有派。同好者爲黨，同利者爲黨。在私有制的基礎上，結黨爲了營私，黨成了求權、求榮、求利的工具。項羽、劉邦爲楚漢兩黨，漢黨勝，建劉漢王朝；《三國演義》就是曹、吳、劉三黨演義；朱元璋結黨扯旗，他的對立面除元政權這個執政黨外，還有張士誠、陳友諒各在野黨，結果朱黨勝而建朱明王朝。只有共產黨成立以後才宣佈，它是專門爲解放全人類而做犧牲的黨，除了人民利益、國家民族利益，黨無私利，黨員個人無私求。無數如白求恩、張思德、雷鋒、焦裕祿這樣的基層黨員，都做到了入黨無私，在黨無私。但是當身處要位甚至領袖之位，權握一國之財，而要私無一點，利無一分，卻是最難最難的。權用於私，權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做無私的戰士易，做無私的官員難，做無私的大官更難。像總理這樣軍政大權在握的人，權力的砝碼已經可以使他左偏則個人爲黨所用，右偏則黨爲個人所私，或可爲黨員，或可爲黨閥了。王明、張國燾不都是這樣嗎？而總理的可貴正在黨而不私。
1974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療。周恩來這時也有絕症在身，還是拖着病體常去看康。康一輩子與總理不和，總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後罵。工作人員告訴總理，說既然這樣您何必去看他，但總理笑一笑，還是去。這種以德報怨、顧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不勝枚舉。周總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與三弟恩壽情同手足。恩壽解放前經商爲我黨提供過不少經費，解放後安排工作到內務部，總理指示職務要安排得儘量低些，因爲他是自己的弟弟。後恩壽有胃病，不能正常上班，總理又指示要辦退休，說不上班就不能領國家工資。曾山部長執行得慢了些，總理又嚴厲批評說：“你不辦，我就要給你處分了。”文化大革命中，總理盡全力保護救助幹部，一次範長江的夫人沈譜（著名民主人士沈鈞儒之女）找到總理的侄女周秉德，希望能向總理轉交一封信，救救長江。周秉德是沈鈞儒長孫媳婦，沈譜是她丈夫的親姑姑，範長江是我黨新聞事業的開拓者，又是沈老的女婿，總理還是他的入黨介紹人。以這樣深的背景，周秉德卻不敢接這封信，因爲總理有一條家規：任何家人不得參與公事。
如果說總理要借黨的力量謀大私，鬧獨立，鬧分裂，篡權的話，他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機會、更好的條件。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堅定的黨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黨內的多次摩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機。五十年來他是黨內須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劑。第一次是紅軍長征時，當時周恩來身兼四職，是中央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之一、中央政治書記處書記（相當於後來的政治局常委）、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在遵義會議上，只有他纔有資格去和博古、李德爭吵，把毛澤東請了回來。王明派對黨的干擾基本排除了（徹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風以後），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又冒出個張國燾。張兵力遠勝中央紅軍，是個實力派。有槍就要權，黨和紅軍又面臨一次分裂。這時周恩來主動將自己擔任的紅軍總政委讓給了張國燾。紅軍總算統一，得以繼續北上，紮根陝北。
第二次是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1957年年底，冒進情緒明顯抬頭，周恩來、劉少奇、陳雲等提出反冒進，毛澤東大怒，說不是冒進，是躍進，並多次讓周恩來檢討，甚至說到黨的分裂。周恩來立即站出來將責任全部攬到自己身上，幾乎逢會就檢討，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保住黨的團結，保住一批如陳雲、劉少奇等有正確經濟思想的幹部，留得青山在，爲黨渡危機。而他在修訂規劃時，又小心地堅持原則，實事求是。他藏而不露地將“十五年趕上英國”改爲“十五年或者更多的一點時間”，加了十一個字；將“在今後十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一句，刪去了“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八個字。不要小看這一加一減八九個字，果然一年以後，經濟凋敝，毛澤東說：“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搞經濟還得靠恩來、陳雲，多虧恩來給我們留了三年餘地。”
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騙取了毛主席信任。這時作爲二把手的周恩來再次讓出了自己的位置。他這個當年黃埔軍校的主任，畢恭畢敬地向他當年的學生、現在的“副統帥”請示彙報，在天安門城樓上，在大會堂等公衆場合爲之領座引路。林彪的威望，或者就以他當時的投機表現、身體狀況，總理自然知道他是不配接這個班的，但主席同意了，黨的代表大會通過了，總理只有服從。果然，“九大”之後只有兩年多，林彪自我爆炸，總理連夜坐鎮大會堂，彈指一揮，將其餘黨一網打盡，爲國爲黨再定乾坤。讓也總理，爭也總理，一屈一伸又彌合了一次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