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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週恩來誕辰一百週年
今年是周恩來誕辰百年，他離開我們也已經二十二年。但是他的身影卻時時在我們身邊，至今，許多人仍是一提總理雙淚流，一談國事就唸總理。陸放翁詩：“何方可化身千億，一樹梅前一放翁。”是什麼辦法化作總理身千億，人人面前有總理呢？難道世界上真的有什麼靈魂的永恆？偉人之魂竟是可以這樣的充盈天地，浸潤萬物嗎？就像老僧悟禪，就如朱子格物，自從1976年1月國喪以來，我就常窮思默想這個費解的難題二十多年了，終於有一天我悟出了一個理：總理這時時處處的“有”，原來是因爲他那許許多多的“無”，那些最不該，最讓人想不到、受不了的“無”啊。
總理的驚人之“無”有六。
總理的一無是死不留灰。
周恩來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死後不留骨灰的人。當總理去世的時候，正是中國政治風雲變幻的日子，林彪集團剛被粉碎，江青“四人幫”集團正自鳴得意，中國上空烏雲壓城，百姓肚裏愁腸百結。1976年新年剛過，一個寒冷的早晨突然廣播裏傳出了哀樂。人們噙着淚水，對着電視一遍遍地看着那個簡陋的遺體告別儀式。突然江青那副可憎的面孔出現了，她居然不脫帽鞠躬，許多電視機旁都發出了怒吼：“江青脫掉帽子！”過了幾天，報上又公佈了遺體火化，並且根據總理遺囑不留骨灰。許多人都不相信這個事實，一定是江青這個臭婆娘又在搞什麼陰謀。直到多少年後，我們才清楚，這確實是總理遺願。1月15日下午追悼會結束後，鄧穎超就把家屬召集到一起，說總理在十幾年前就與她約定死後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當晚，鄧穎超找來總理生前黨小組的幾個成員幫忙，一架農用飛機在北京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飛，飛臨天津，這個總理少年時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灣飛臨黃河入海口，將那一捧銀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許就是這一撒，總理的魂魄就永遠充滿人間，貫通天地。
但人們還是不能接受這一事實。多少年後還是有人提問，難道總理的骨灰就真的一點也沒有留下嗎？中國人和世界上大多數民族都習慣修墓土葬，這對生者來說，以備不時之念，對死者來說則希望還能長留人間。多少年來越有權的人就越下力氣去做這件事。許多世界上著名的陵寢，中國的十三陵、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還有一些埋葬神父的大教堂，我都看過。共產黨是無神論，又是以解放全人類爲己任，當然不會爲自己的身後事去費許多神。所以一解放，毛澤東就帶頭簽名火葬，以節約耕地，但徹底如周恩來這樣連骨灰都不留卻還是第一次。你看一座八寶山上，還不就是存灰爲記嗎？歷史上有多少名人，死後即使無屍人們也要爲他修一個衣冠冢。老舍先生的追悼會上，骨灰盒裏放的是一副眼鏡，一支鋼筆。紀念死者總得有個念物，有個引子啊。
沒有灰，當然也談不上埋灰之處，也就沒有碑和墓，欲哭無淚，欲祭無碑，魂兮何在，無限相思寄何處？中外文學史上有許多名篇都是碑文、墓誌和在名人墓前的憑弔之作，有許多還發揮出熾熱的情和永恆的理。如韓愈爲柳宗元寫的墓誌痛呼“士窮乃見節義”，如杜甫在諸葛亮祠中所嘆“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都成了千古名言。明代張溥著名的《五人墓碑記》“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簡直就是一篇正義對邪惡的檄文。就是空前偉大如馬克思這樣的人，死後也有一塊墓地，恩格斯在他墓前的演說也選入馬恩文選，成了國際共運的重要文獻。馬克思的形象也因這篇文章更加輝煌。爲偉人修墓立碑已成爲中國文化的傳統，中國百姓的習慣，你看明山秀水間，市井鄉村裏，還有那些州縣府志的字裏行間，有多少知名的、不知名的故人墓、碑、廟、祠、銘、志，怎麼偏偏輪到總理，這個前代所有的名人加起來都不足抵其人格偉大的人，就連一個我們可以爲之扼腕、嘆息、流淚的地方也沒有呢？於是人們難免生出一絲絲的猜測，有的說是總理英明，見“四人幫”猖狂，政局反覆，不願身後有伍子胥鞭屍之事；有的說是總理節儉，不願爲自己的身後事再破費國家錢財。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個乾淨：生時鞠躬盡瘁，死後不留麻煩。他是一個只講奉獻，獻完轉身就走的人，不求什麼紀念的回報和香火的饋餉。也許隱隱還有另一層意思。以他共產主義者的無私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忠君，他更不願在身後出現什麼“僭越”式的悼念，或因此又生出一些政治上的尷尬。
果然，地球上第一個爲周恩來修紀念碑的，並不是在中國，而是在日本。第一個紀念館也不是建在北京，而是在他的家鄉。日本的紀念碑是一塊天然的石頭，上面刻着他留學日本時寫的那首詩《雨中嵐山》。1994年，我去日本時曾專門到櫻花叢中去尋找過這塊詩碑。我雙手撫石，西望長安，不覺淚水漣漣。天力難回，斯人長逝已是天大的遺憾，而在國內又無墓可尋，叫人又是一種怎樣的惆悵？一個曾叫世界天翻地覆的英雄，一個爲民族留下了一個共和國的總理，卻連一點骨灰也沒有留下，這強烈的反差，讓人一想，心裏就有如墜落千丈似的空茫。
總理的二無是生而無後。
中國人習慣續家譜，重出身，愛攀名人之後也重名人之後。劉備明明是個編席賣履的小販，卻攀了個皇族之後，被尊爲皇叔，諸葛亮和關、張、趙、馬、黃等一批文武，就捧着這塊招牌，居然三分天下。一般人有後無後，還是個人和家族的事，名人無後卻成了國人的遺憾。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紀念故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後人，後人爲大。雖然後人不能盡續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對世人來說，有一條血緣的根傳下來，總比無聲的遺物更惹人懷舊。要不我們現在的政協委員中爲什麼要安排一些名人之後呢？連孔子這個兩千多年前的老名人，也要一代代地去細尋其脈，找出幾個世孫來去做人大、政協的代表委員。人們尊其後，說到底還是尊其人。這是一種紀念，一種傳揚，否則怎麼不去找出個秦檜的幾世孫呢？清朝乾隆年間有位叫秦大士的名士過岳墳，不由感嘆道：“人從宋後羞名檜，我到墳前愧姓秦。”可見前人與後人還是大有關係，名人之後更是關係重大。對越是功高德重爲民族做出犧牲的逝者，人們就越尊重他們的後代，好像只有這樣才能表達對他們的感激，贖回生者的遺憾。總理並不脫俗，也不寡情。我在他的紹興祖居，親眼見過抗戰時期他和鄧穎超回鄉動員抗日時，恭恭敬敬地續寫在家譜上的名字。他在白區經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遺孤，安排撫養。他常說：“不這樣，我怎麼能對得起他們的父母？”他在延安時親自安排將瞿秋白、蔡和森、蘇兆徵、張太雷、趙世炎、王若飛等烈士之子女送到蘇聯好生教育、看護，並親自到蘇聯去與斯大林談判，達成了一個誰也想不到的協議：這批子弟在蘇聯只求學，不上前線（而蘇聯國際兒童院中其他國家的子弟，在戰爭中上前線共犧牲了二十一名）。這恐怕是當時世界上兩個最大的人物，達成的一個最小的協議。總理何等苦心，他是要爲烈士存孤續後啊。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間友好往來，日本著名女運動員松崎君代，多次受到總理接見。當總理知道她婚後無子時，便關切地留她在京治病，並說有了孩子可要告訴一聲啊。1976年總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們已經有了孩子，但還沒有來得及告訴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