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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層中，劉、鄧是“文革”的阻力，已陸續被搬開，下一個目標已是周，於是借“批林批孔”又加上一個“批周公”，其意直指總理。“文革”一開始毛甚至說，不行他就重拉隊伍再上井岡山，這與上次說“促進、促退委員會”一樣，還是以分裂相威脅。這，周也忍了。江青更是親自出馬或發動親信攻擊和刁難總理。甚至要總理給她改詩，專趁總理輸液時去談工作，想盡辦法折磨總理的身體。這些周都忍了。
在一般人，絕對受不得這種夾板氣，早就甩手而去。但總理不能，他強忍惡氣，強撐病體，另有大謀。只要不翻臉，不撕破面子，他這個總理就有合法的地位和權力，就能爲國辦一點事，就能挽狂瀾、扶危局。正是：
且忍一腔無名火，嚥下一口窩囊氣。
留得青山傳薪火，強支病體撐危局。
能不能“忍”，是對政治家素質的更高一級要求。同時在人格上也是對爲公爲私，大度小量，遠志近利的一種考驗。中國歷史上爲國隱忍的著名例子是藺相如與廉頗的故事。廉是功勳卓著的老將，藺是因才能而擢升爲相的新秀。廉不服，常有意辱之，藺每每相讓。二人同住一巷，每天要上朝時，藺就先讓僕人打看廉是否出門，讓其先行，如相遇於巷，藺必自動回車讓路。現邯鄲還留有此地，就名“回車巷”。下人常爲藺相如羞愧，藺說，我這樣是爲國家，只要我與廉團結，不鬧分裂，國家強盛，秦就不敢小看趙，廉聞後大愧，遂有負荊請罪的故事。記錄這個故事的是司馬遷。他不但記其事，自己也遇上了一件麻煩事。他因言得罪，受了宮刑，遭奇恥大辱。他痛苦地思考着，到底是死還是活。他在那篇著名的《報任安書》裏講道：“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這要看你爲什麼（所趨）而死。他爲了完成《史記》，選擇了“忍”，忍辱生存，忍辱負重。他列舉了歷史上許多王侯將相級的大人物強忍受辱，還有孔子、屈原那樣的學者忍辱著書。他說：“勇怯，勢也；強弱，形也。”你的強弱、勇怯是客觀形勢所定，你不能爲一時義憤或爲一己之名而輕舉妄動，而要想到身上的責任。周恩來的名位不知超過這些將相王侯幾多倍，其所負之責更是重於泰山。所以他就更得“忍”。忍看朋輩半凋零，城頭變幻造反旗。他勇敢堅韌地在夾縫中工作，在重負下前行。
現在回頭看，在總理忍氣吞聲、克己爲國的心態下確實爲黨爲民族幹了許多大事。舉其要者，1958年大躍進後，他主持三年調整，醫治狂熱後遺症，拯救了國民經濟。“文革”中，他親自指揮，處理林彪叛逃事件；抓革命促生產，維持了國民經濟最起碼的運轉，並且還有一些較大突破，如大慶油田的開發等；他抓科技的進步，原子彈、氫彈、人造衛星實驗成功；他抓外交的突破，“文革”中，中日、中美建交，等等。還有一項更大成功是四屆人大召開，促成鄧小平復出和一大批老幹部的重新起用。爲以後打倒“四人幫”，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這些都是總理在忍着一口氣，沒有鬧翻臉的情況下，一點一點艱難地爭取來的。
我們設想，如果1958年總理翻臉，甩手而去，也許三年困難那一道坎，國家就邁不過去。而在“文革”之亂中，如果總理翻臉而去，就正合林彪、江青之意，他們會更加大行其亂。等到人民已經覺悟，再重新組織力量，產生領袖，扭轉乾坤，大約又要經過民國那樣的大亂，沒有三五十年，不會重歸太平。那時中國與世界的差距早不知又落下多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