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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以絕對權威，像對劉少奇那樣將周當即徹底打倒。這樣周那一點點僅有的合法身份和權力將被剝奪乾淨。人民、國家將會受到更大的痛苦和災難。而且事實明，前面所舉梁、馬、彭等人的翻臉，除留下人格的光環和對後人的啓發之外，當時於事並無大補。他們個人的犧牲是起到了揭露錯誤，倡導民主，改進黨風啓迪歷史的作用，殊可尊敬。但周恩來不行，他是一國總理，他首先考慮的是國家利益，是當時翻臉之後這個攤子怎麼收場。政治需要妥協。
二、周可以將自己的不同政見公佈於社會，並說服一部分高級幹部和羣衆追隨自己，用票決的辦法逼毛表態。以周的威信和能力也是能拉起一股力量的，形成一派甚至一黨。但這樣的結果就是共產黨的分裂，接着是國家政權的分裂。兩派、兩黨甚至是兩個政權長期的對峙鬥爭。因爲，全國全民要從亂而後再治，重新統一到一種思想、一個方針，產生一個領袖，以中國這樣幅員遼闊、人口衆多的國度，沒有半個世紀到一百年的爭鬥，甚至流血是不可能的。中國歷史上多次大的分裂就是明證。漢之後經三國兩晉五胡十六國南北朝的分裂到隋的重新統一，經過了三百六十一年（220～581年），唐之後經五代十國之亂到宋的統一，經過了半個多世紀（907～960年）。元明清是基本上做到了大一統的。進入民國從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建國，大陸統一，用了三十八年。歷史的教訓，每一次大分裂都要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整合週期，才能出現新的平衡統一，這中間人民將遭受無窮的災難。生命的摧殘，經濟的倒退，生產力的破壞，山河的破碎，歷史上屢見不鮮。如果再有外敵乘機入侵，插手內鬥，尋找代理人，就更加複雜。所以，我們可以設想，當時周如果真的大翻臉，一個剛建國十年左右的共和國又將蹈入四分五裂，民衆水深火熱。這不只是一種設想，事實上，有人曾問過總理，你爲什麼不站出來公開反對？周說那將會使黨分裂，後果更壞。據說劉少奇也說過同樣意思的話：在那種情況下只有積極建議，爭取把錯誤降到最小，如果意見不能被採納，只能跟着走，一起犯錯誤，將來再一起改正。這比分裂的損失要小得多。
相信，當時的周、劉等一批革命家是認真考慮過翻臉的成本的。不翻臉，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是不得已而爲之。
三、隱忍克己，爲國爲民
有話不能說，或說出來無人聽，只能忍，忍在肚子裏。這在普通人已是一種煎熬，而一國總理，大任在肩，大責在心，忍則犧牲民利，眼看國事受損；爭則得罪領袖，造成黨的分裂。這種煎熬就比下油鍋還難了。於是只有爭中有忍、忍中有爭；言語謙恭，行事務實。我們這一代人還清楚地記得“文革”中周的形象，一身藏青色樸素莊重的中山服，胸前總是彆着一枚毛澤東手跡“爲人民服務”紀念章。他四處滅火，大講要聽毛主席的話，抓革命，促生產。這種複雜兩難的心理可想而知。他只掌握一個原則：犧牲自己，保全國家。在“文革”中周恩來有一句發自肺腑的名言最能體現他當時的心態：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
於是我們看到兩種情景。
一方面，周在毛的權威面前，俯首帖耳，不置一詞，爲毛留足面子；一方面，又留得青山在，好爲國爲民多燃點光和熱。在處理經濟問題時，周利用總理身份儘量求實。連毛在1960年也不得不承認：“1956年周恩來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替我們留了三年餘地，多麼好啊！”
“文革”深入，毛要打倒劉少奇和一批老幹部的想法已很明顯。“四人幫”就又拿出當年劉少奇爲保護黨的高級幹部，批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公開登報後出獄一事來大做文章。周立即給毛寫信說，表示反對，說這在當時是黨的高層通過的。毛不理，並隨之將劉也打成叛徒。後來又重翻“伍豪”舊案，借國民黨報紙的謠言影射周當年在白區也曾自首。這兩件事都是歷史上早已搞清、定案的事。周極憤怒，但他還是忍了。
林彪的資歷遠在周之下，周深知他在歷史上的表現並不堪任黨的第一領袖，但毛把他選爲接班人，把周排在林後，爲林服務，這個周也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