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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廬山176號別墅，那間陰沉沉的老石頭房子裏他夜不成眠，心急如焚。他知道毛澤東的脾氣，他想當面談談自己的看法。他多麼想，像延安時期那樣，推開窯洞門叫一聲“老毛”，就與毛澤東共商戰事。或者像抗美援朝時期，形勢緊急，他從朝鮮前線直回北京，一下飛機就直闖中南海，主席不在，又驅車直赴玉泉山，叫醒入睡的毛澤東。那次是解決了問題，但毛澤東也留下一句話“只有你彭德懷纔敢攪了人家的覺”。現在彭德懷猶豫了，他先是想，最好面談，踱步到了主席住處，但衛士說主席剛休息。他不敢再攪主席的覺。就回來在燈下展紙寫了一封信。這真的是一封信，一封因公而呈私人的信，抬頭是“主席”，結尾處是“順致敬禮！彭德懷”。連個標題也沒有，不像文章。後人習慣把這封信稱爲“萬言書”，其實它只有3700字。他沒有想到，這封信成了他命運的轉折點，全黨也沒有想到，因這封信黨史而有了一大波折。這封信是黨史、國史上的一個拐點，一塊里程碑。
彭德懷是黨內高級幹部中第一個犯顏直諫、站出來說真話的人。隨着歷史的推進，人們才越來越明白，彭德懷當年所面對的絕不是一件具體的事情，而是一種制度、一種作風。當時毛澤東在黨內威望極高，至少在一般人看來，他自主持全黨工作以來還沒有犯過任何錯誤。而彭德懷對毛所熱心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提出了非議，這要極大的勇氣。對毛澤東來說，接受意見也要有相當的雅量。梁漱溟在建國初就農村問題與毛爭論時就直言，我倒要看看你有沒有這個雅量。毛對黨外民主人士常有過人的雅量，這次對黨內同志卻沒有做到。
彭與毛相處三十多年，深知毛的脾氣，他將個人的得失早置之腦後。果然，會上他被定爲反黨分子，會後被撤去國防部長之職，林彪漁翁得利。廬山上的會議開完，不久就是國慶，又恰逢十年大慶，按慣例彭德懷是該上天安門的，請柬也已送來。彭說我這個樣子怎麼上天安門，不去了。他叫祕書把元帥服找出來疊好，把所有的軍功章找出來都交上去。祕書不忍，看着那些金燦燦的軍功章說：“留一個作紀念吧。”他說：“一個不留，都交上去。”當年居里夫人得了諾貝爾獎後，把金質獎章送給小女兒在地上玩，那是一種對名利的淡泊。現在彭德懷把軍功章全部上交，這是一種莫名的心酸。沒幾天，他就搬出中南海到西郊掛甲屯當農夫去了。他在自己的院子裏種了三分地，把糞尿都攢起來，使勁澆水施肥，他要揭破畝產萬斤的神話。1961年11月經請示毛同意後，他回鄉調查了36天，寫了五個共十多萬字的調研報告，涉及生產、工作、市場等，甚至包括一份長長的農貿市場價格，如木料一根2元5角，青菜一斤3角6分。他固執、樸實，真是一個農民，他還是當年湘潭烏石寨的那個石伢子。夫人浦安修生氣地說：“你當你的國防部長，爲什麼要管經濟上的事？”他說：“我看到了就不能不管。”生性剛烈的毛澤東希望他能認個錯，好給個臺階下。但更耿介的彭德懷就是不低頭。
有時候一個人的命運、成敗也許就是性格註定。廬山會議結束，彭德懷被扣上“反黨集團頭子”的帽子，其身份與階下囚也相距不遠。當大家都準備下山時，會務處打來一個電話，說爲首長準備了一批上等的廬山雲霧茶，問要不要買幾斤，還特意說這種茶街上買不到。彭大怒：“街上買不到，爲什麼不拿到街上去賣？盡搞這些鬼名堂，市場能不緊張？”他還特別囑祕書給接待處打一個電話：“這是一種壞風氣，以後不能再搞。”祕書提醒他，這種時候還是不要管這事吧。他無奈地說：“看來我這脾氣，一輩子也改不了。”假使彭總活到今天，看現在風氣之腐敗，又當如何？
被貶的日子裏，他一次次地寫信爲自己辯護。寫得長一點的有兩次。一次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前，他正在湖南調查，聽說中央要開會糾“左”，他高興地說，趕快回京，給中央寫了一封八萬字的信。廬山會議已過去了三年，時間已證明他的正確，他覺得可以還一個清白了。但就在這個會上他又被點名批了一通，他絕望了。“文革”期間，這位打敗過日軍、美軍的戰神被一羣紅衛兵娃娃玩弄於股掌，被當作囚犯關押、遊街、侮辱。作爲交代材料，他在獄中寫了一份《自述》，那是一份長長的辯護詞，細陳自己的歷史，又是八萬字。是用在朝鮮停戰協議上簽字的那支派克筆寫的，寫在裁下來的《人民日報》的邊條上。他給專案組一份，自己又抄了一份，這份珍貴的手稿幾經週轉，親人們將它放入一個瓷罐，埋在烏石寨老屋的竈臺下。直到“文革”結束才見天日。那年，我到烏石寨去尋訪彭總遺蹤，印象最深的就是這個黑乎乎的竈臺和堂屋裏彭總回鄉調查時接待鄉親們的幾條簡陋的長板凳。
他憤怒了，1967年4月1日給主席寫了最後一封信，沒有下文。4月20日他給周總理寫了最後一封信，這次沒有提一句個人的事，卻說了另一件很具體的與己無關的小事。他在西南工作時看到工業石棉礦渣被隨意堆在大渡河兩岸，常年沖刷流失很是可惜。這是農民急缺的一種肥料，他說，這事有利於工農聯盟，我們不能搞了工業忘了農民。又說這麼點小事本不該打擾總理，但我不知該向誰去說。這時雖然他的身體也在受着痛苦的折磨，但他的心已經很平靜，他自知已無活下去的可能，只是放心不下百姓。這是他對中央的最後一次建議。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後對彭德懷的評價只有一次比較客觀。那是1965年在彭德懷閒置六年後中央決定給他一點工作，派他到西南大三線去。臨行前，毛說：“也許真理在你一邊。”但這個很難得的轉機又立即被文化大革命的洪水所淹沒。彭德懷最終還是死於“文革”冤獄之中。“文死諫，武死戰”，他這個功臣沒有死於革命戰爭卻死於“文化革命”，沒有倒在槍炮下，卻倒在一封諫書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