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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二死其身，既經受住了“武死戰”的考驗，又通過了“文死諫”的測試。
現在我們終於明白了“文死諫”的含義，它遠比“武死戰”要難。當一個將軍在硝煙中勇敢地一衝時，他揹負的代價就是一條命，以身報國，一死了之。敢將熱血灑疆場，博得烈士英雄名。而當一個文臣堅持說真話，爲民請命時，他身上卻揹負着更沉重的東西。首先可能失寵，會丟掉前半生的政治積累，一世英名毀於一紙；第二，可能丟掉後半生的政治生命，許多未竟之業將成泡影；第三，可能丟掉性命。更可悲的是，武死，死於戰場，死於敵人，舉國同悲同悼，受人尊敬；文死，死於不同意見，死於自己人，黑白不清，他將要忍受長期的屈辱、折磨，並且身後落上一個冤名。這就加倍地考驗一個人的忠誠。彭德懷因爲這封說真話的信，前半生功名全毀，任人批判謾罵爲右傾、反黨、叛國、陰謀家，扣在他背上的是一口何等沉重的黑鍋。在監禁中他被病痛折磨得在地上打滾，欲死不能。而現在我們看到的哨兵關押記錄竟是這樣的文字：“我看這個老傢伙有點裝模作樣。”“這個老東西從報上點他名後就很少看報。”……這就是當時一個普通士兵對這個開國老帥的態度。可知他當時的處境，其所受之辱更甚於韓信鑽胯。而許多舊友親朋，早已不敢與他往來，就連妻子也已提出與他離婚。
廬山會議後，全國有300萬人被打爲“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一紙薄薄的諫書怎承載得這樣的壓力？其時其境，揪鬥可死，遊街可死，逼供可死，加反黨名可死，誣叛國罪可死。“文革”中有多少老幹部不堪其辱而尋死自殺啊。但是，彭德懷忍過來了，他要“留取丹心照汗青”，他相信歷史會給他一個清白。他在廬山上對毛澤東說過：“我一不會反黨，二不會自殺。”就這樣，經三十年的革命戰爭生涯後，他又有十五年的時間被批判、賦閒、挨鬥、監禁，然後含冤而去。他是1974年11月去世的，骨灰被化名“王川”，送往成都一普通陵園。當時周恩來已在病中，特囑此骨灰盒要妥善保存，經常檢查，不得移位換架。直到四年後的1978年才得以平反。當骨灰撤離成都，從陵園到機場時，人們才明真相，泣不成聲。專機落地前在北京上空環繞三圈，以慰忠臣之心。
中國古代，君即是國。所以傳統的忠臣就是忠君。但“君”和“國”畢竟還有不同。就是在古代，真正的忠臣也是：爲民不爲君，憂國不惜命。朗朗吐真言，蕩蕩無私心。既然爲“臣”，當然是領導集團的一員，上有“君”下有民。他要處理好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對領導負責還是對人民負責。當出現矛盾時，唯民則忠，唯君則奸。“社稷爲重君爲輕”，真正的忠臣，並不是“忠君”，而是忠於國家、民族、人民。像海瑞那樣，寧願堅持真理，冒犯皇帝去坐牢。而彭德懷在毛澤東號召學海瑞後，真的在案頭常擺着一本線裝本《海瑞集》。第二個難題是敢不敢報真情，提中肯的意見，說逆耳的話。所謂犯顏直諫，就是實事求是，糾正上面的錯誤，準備承擔“犯上”的最壞後果。這是對爲臣者的政治考驗和人格考試。“諫”文化成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一個特有的內容。披閱中國歷史，我們會發現一串長長的冒死也要說真話的忠臣名單：比干被剖心，屈原投江，魏徵讓唐太宗動了殺心，海瑞被打入死牢，林則徐被充軍新疆……他們都是“不說真話毋寧死”的硬漢子。現在這個名單上又添了一個彭德懷。
彭德懷愛領袖更愛真理；珍惜自己的生命，更珍惜國家的前途。他浴血奮戰三十年，不知幾死，經受住了“武死戰”的考驗；廬山會議三十天的爭論和其後十五年的折磨，他又不知幾死，通過了“文死諫”的測試。他是一位爲人民、爲國家二死其身的忠臣。
人民永遠記住了廬山上的那場爭論，記住了彭德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