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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醫院享受國家領導人待遇，剛進來時住在聶榮臻元帥曾住過的病房裏。我和家人去看他，一切條件都好，但有兩條不便。一是病房沒有電話（爲安靜，有意不裝）；二是沒有一個方便的可移動的小書桌。先生是因腿疾住院的，不能行走、站立，而他看書、寫作的習慣卻不能丟。我即開車到醫院南面的玉泉營商場，買了一個有四個小輪的可移動小桌，下可盛書，上可寫字。先生笑呵呵地說，這就好了，這就好了。我再去時，小桌上總是堆滿書，還有筆和放大鏡。後來先生又搬到301南院，條件更好一些。許多重要的文章，如悼念巴金、臧克家的文章都是在小桌板上，如小學生那樣伏案寫成的。他住院四年，竟又寫了一本《病榻雜記》。
我去看季老時大部分是問病，或聊天。從不敢談學問。在我看來他的學問高深莫測，他大學時候受教於王國維、陳寅恪這些國學大師，留德十年，回國後與胡適、傅斯年共事，朋友中有朱光潛、馮友蘭、吳晗、任繼愈、臧克家，還有胡喬木、喬冠華等。“文革”前他創辦並主持北大東語系二十年。他研究佛教，研究佛經翻譯，研究古代印度和西域的各種方言，又和英、德、法、俄等國語言進行比較。試想我們現在讀古漢語已是多麼的喫力費解，他卻去讀人家印度還有西域的古語言，還要理出規律。我們平常聽和尚唸經，嗡嗡然，不知何意，就是看翻譯過來的佛經“揭諦揭諦波羅揭諦”也不知所云，而先生卻要去研究、分辨、對比這些經文是梵文的還是那些已經消失的西域古國文字，又研究法顯、玄奘如何到西天取經，這經到漢地以後如何翻譯，只一個“佛”就有：佛陀、浮陀、勃陀、母陀、步他、浮屠、香勃陀等二十多種譯法。不只是佛經、佛教，他還研究印度古代文學，翻譯劇本《沙恭達羅》、史詩《羅摩衍那》。他不像專攻古詩詞、古漢語、古代史的學者，可直接在自己的領地上打天下，享受成果和榮譽，他是在依稀可辨的古文字中研究東方古文學的遺存，在浩渺的史料中尋找中印交流與東西方交流的軌跡，及思想、文化的源流。比如他從梵文與其他多國文的“糖”字的考證中竟如繭抽絲，寫出一本80萬字的《糖史》，真讓人不敢相信。這些東西在我們看來像一片茫茫的原始森林，稍一涉足就會迷路而不得返。我對這些實在心存恐懼，所以很長時間沒敢問及。但是就像一個孩子覺得糖好喫就忍不住要打聽與糖有關的事，以後見面多了，我還是從旁觀的角度提了許多可笑的問題。
我說您研究佛教，信不信佛？他很乾脆地說：“不信。”這讓我很喫一驚，中國知識分子從蘇東坡到梁漱溟，都把佛學當作自己立身處世規則的一部分，先生卻是這樣的堅決。他說：“我是無神論，佛、天主、耶穌、真主都不信。假如研究一個宗教，結果又信這個教，說明他不是真研究，或者沒有研究通。”
我還有一個更外行的問題：“季老，您研究吐火羅文，研究那些外國古代的學問，總是讓人覺得很遙遠，對現實有什麼用？”他沒有正面回答，說：“學問，不能拿有用還是無用的標準來衡量，只要精深就行。當年牛頓研究萬有引力時知道有什麼用？”是的，我從來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牛頓當時如果只想有用無用，可能早經商發財去了。事實上，所有的科學家在開始研究一個原理時，都沒有功利主義地問它有何用，只要是未知，他就去探尋，不問結果。至於有沒有用，那是後人的事。而許多時候，科學家、學者都是再沒有看到自己的研究結果。先生在回答這個問題時的那一份平靜，深深地印在我的腦子裏。
有一次，我帶一本新出的梁漱溟的書去見他。他說：“我崇拜梁漱溟。”我就乘勢問：“您還崇拜誰？”他說：“並世之人，還有彭德懷。”這又讓我喫一驚。一個學者怎麼會崇拜的是一個將軍。他說：“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敢說真話，這一點不簡單，很可貴。”我又問：“還有可崇拜的人嗎？”“沒有了。”他又想了一會兒：“如果有的話，馬寅初算一個。”我沒有再問。我知道希望說真話一直是他心中隱隱的痛。在骨子裏，他是一個憂時憂政的人。巴金去世時，他在病中寫了《悼巴金》，特別提到巴老的《真話集》。“文革”結束十年後他又出版了一本《牛棚雜憶》。
我每去醫院，總看見老人端坐在小桌後面的沙發裏，挺胸，目光看着窗戶一側的明亮處，兩道長長的壽眉從眼睛上方垂下來，那樣深沉慈祥。前額深刻着的皺紋、嘴角處的棱線，連同身上那件特有的病袍，顯出幾分威嚴。我想起先生對自己概括的一個字“犟”，這一點他和彭總、馬老是相通的。不知怎麼，我腦子裏又飛快地聯想到先生的另一個形象。一次大會堂開一個關於古籍整理的座談會，我正好在場。任繼愈老先生講了一個故事，說北京圖書館的善本只限定有一定資格的學者才能借閱。季先生帶的研究生寫論文需要查閱，但無資格，先生就陪着他到北圖，借出書來讓學生讀，他端坐一旁等着，好一幅壽者課童圖。漸漸，這與他眼前端坐病室的身影疊加起來，歷史就這樣洗磨出一位百歲老人，一個經歷了由民國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其間又經歷了“文革”和改革開放的中國知識分子。
近幾年先生的眼睛也不大好了，後來近似失明，他題字時幾乎是靠慣性，筆一停就連不上了。我越來越覺得應該爲先生做點事，便開始整理一點與先生的談話。我又想到先生不只是一個很專業的學者，他的思想、精神和文采應該普及和傳播，於是去年建議幫他選一本面對青少年的文集，他欣然應允，並自定題目，自題書名。又爲其中的一本圖集寫了書名《風風雨雨一百年》。在定編輯思想時，他一再說：“我這一生就是一面鏡子。”我就寫了一篇短跋，表達我對先生的尊敬和他的社會意義。去年這套《季羨林自選集》終於出版，想不到這竟是我爲先生做的最後一件事。而談話整理，總是因各種打擾，惜未做完。
現在我翻着先生的著作，回憶着與他無數次的見面，先生確是一面鏡子，一面爲時代風雨所打磨的百年明鏡。在這面鏡子裏可以照出百年來國家民族的命運，思想學術的興替，也可以照見我們自己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