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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行政能力極強的政要。他的憂民，絕不像其他官僚那樣空發議論，裝裝樣子。他能將思想和具體的行動進一步上升到制度的改革，每治一地，必有創造性的惠民政策。他在西北前線積極改革用兵制度。當時因戰事緊張，政府在陝西征農民當兵，士兵不願背井離鄉，便有逃兵。政府就規定在兵的臉上刺字，謂之“黥面”。一旦黥面，他永世，甚至子孫後代都不得脫離軍籍。範經調查後體恤民情，認爲這“豈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就進行改革，邊寨大辦營田，將士可以帶家，又改刺面爲刺手，罷兵後還可爲民。深得百姓擁護。
范仲淹是64歲去世的。在他生命的最後三年，積勞成疾，病體難支，但愈迸發出爲民請命，大膽改革的熱情。1050年，他62歲時，知杭州，遇大旱，流民遍地。他不只用傳統的調糧、賑濟之法，而是以工代賑，大興土木，特別是讓寺院參加進來，用平時節餘搞基建，增加就業；二是大辦西湖的龍舟賽事，讓富人捐助，繁榮貿易，擴大內需；三是高價收糧，使糧商無法囤糧擡價。這些看似不當，也受到非議，但卻挖掘了民間財力，杭州平安度荒。
宋代稅收常以實物繳納，以餘補缺，移此輸彼，謂之支移，但運輸費要納稅人出。範在1051年，去世前一年，知青州，這是他生命旅途的最後一站。他見百姓往200裏外的博州納稅，往返經月，路途勞苦，還誤農時，運費又多出稅額的二到三成。農民之苦，上面長期熟視無睹，範心裏十分不安。他就改革徵稅方法，命將糧賦折成現金，派人到博州高於市價購糧，不出五天即完成任務，免了百姓運輸之苦，還有餘錢。一般地方官都是儘量超徵，討好朝廷。他卻多一斤不要，將餘錢退給青州百姓。
誠如他言：“求民疾於一方，分國憂於千里。”可以看出他的憂民是真憂，決不沽名，不作秀，甚至還要頂着上面的壓力，冒被處分的危險。像上面所舉之例，都是問題早就在那裏明擺着，爲什麼前任那麼多官都不去解決呢？爲什麼朝廷不管呢？關鍵是心中沒有裝着老百姓。所以“憂民”實際上是檢驗一個官好壞的試金石，也成了千百年來永遠的政治話題。這種以民爲上的思想延續到共產黨就是徹底地爲人民服務。毛澤東專門寫過一篇《爲人民服務》的文章。2004年是鄧小平百週年紀念，我受命寫一篇紀念文章，在收集資料時，我問研究鄧的專家：“有哪一句話最能體現鄧的思想？”對方思考片刻，答曰，鄧對家人說過的一句話可做代表，他說：“我這個人沒有什麼大志，就是希望中國的老百姓都富起來，我做一個富裕國家的公民就行。”
二、憂君。
范仲淹的第二憂是憂君。他說“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不管在朝在野都不忘君。封建社會“君”即是國，他的憂“君”就是憂國。不管在朝還是在野，時時處處都在憂國。
無論過去的皇帝還是現在的總統、主席，雖權在一人，但卻身系一國之安。於是，以“君”爲核心的君民關係、君政關係、君臣關係便構成了一國政治的核心部分。而君臣關係，直接涉及領導集團的團結是核心中的核心。綜觀歷史，歷代的君大致有明君、能君、庸君、昏君四個檔次；臣也有賢臣、忠臣、庸臣、奸臣四種。於是明君賢臣、昏君奸臣，抑或庸君與庸臣就決定了一朝政府的工作質量。而又以君臣關係最爲具體，君臣故事成了中國政治史上最生動的內容（比如，史上最典型的明君賢臣配：唐太宗與魏徵；昏君賢臣配：阿斗與諸葛亮；昏君奸臣配：宋高宗與秦檜等）。
范仲淹是賢臣，屬臣中最高的一檔；仁宗不庸不昏，基本上算是能君，屬於第二檔。他們的君臣矛盾，是比較典型的能君與賢臣的關係。在專制和權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下，君既有代表國家的一面，又有權力私有的一面；臣子既要忠君，又要報國。這就帶來了“君”的兩重性和“臣”的兩重性。君有明、昏之分；臣有忠、奸之別。遇明君則宵衣旰食，如履薄冰，勤懇爲國；遇昏君，則獨斷專行，爲所欲爲，翫忽國事。“憂君”的實質是憂君所代表的國事，而不是憂君個人的私事。忠臣憂君不媚君，總是想着怎麼勸君諫君，抑其私心而揚其公責，把國家治好。奸臣媚君不憂國，總在琢磨怎麼滿足君的私慾，把他拍得舒服一些。當然，奸臣這種行爲總能得到個人的好處，而忠臣的行爲則可能招來殺身之禍。范仲淹行的是忠臣之道，是通過憂君而憂國、憂民，所以，當這個“君”與國、與民矛盾時，他就左右爲難。這是一種矛盾，一種悲劇，但正是這種矛盾和悲劇考驗出忠臣、賢臣的人格。
這種“四重奏”和“兩重性”的矛盾關係決定了一個忠心憂國的臣子必然要實事求是，敢說真話，對國家負責。用范仲淹的話說：“士不死不爲忠，言不逆不爲諫。”歐陽修評價他：“直辭正色，面爭庭對”，“敢與天子爭是非”。仁宗屬於“能君”，他有他的主意，對範是既不全信任，又離不開，時用時棄，即信即離，類似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關係。而范仲淹既有獨立見解，又有個性，這就構成范仲淹的悲劇人生。封建社會伴君如伴虎，真正的憂君，敢說真話是要以生命做抵押的。范仲淹不是不知道這一點，他說：“臣非不知逆龍鱗者，掇齏粉之患；忤天威者，負雷霆之誅。理或當言，死無所避。”他將一切置之度外，一生四起四落，前後四次被貶出京城。他從27歲中進士，到64歲去世，一生爲官三十七年，在京城工作卻總共不到四年。
1028年，范仲淹經晏殊推薦到京任祕閣校理——皇家圖書館的工作人員。這是一個可以常見到皇帝的近水樓臺。如果他會鑽營奉承，很快就可以飛黃騰達。中國歷史上有多少宦官、近臣如高俅、魏忠賢等都是這樣爬上高位的。但是范仲淹的“憂君”，卻招來了他京官生涯中的第一次謫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