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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憂民。
他在文章中寫道“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就是說當官千萬不要忘了百姓，官位越高，越要注意這一點。
政治就是管理，就是民心。官和民的關係是政治運作中最基本的內容。憂民生的本質是官員的公心、服務心，是怎樣處理個人與羣衆的關係。人民永遠是第一性的，任何政權都是靠人民來支撐。一些進步的封建政治家也看到了這一點，強調“民爲邦本”，唐太宗甚至說“水可載舟亦可覆舟”。范仲淹繼承了這一思想並努力在實踐中貫徹。他認爲君要“愛民”、“養民”，就像調養自己的身體，要十分小心，要輕徭役、重農耕。特別是地方官，如果壓榨百姓，就是自毀邦本。
范仲淹從1015年27歲中進士到1028年40歲進京任職前，已在基層爲官十三年。這期間，他先後轉任廣德（今安徽廣德）、亳州（今安徽亳縣）、泰州（今江蘇泰州）、興化（今江蘇南通一帶）、楚州（今江蘇淮安）五地，任過一些掌管刑獄的幕僚小職，最後一任是管鹽倉的小吏。他表現出一個典型的有知識、有理想、又時時想着報國安民的青年官吏的所作所爲。他按儒家經典的要求“達則兼濟天下”，但是卻揚棄了“窮則獨善其身”，只要有一點機會，就去用手中的權力爲老百姓辦事，並時刻思考着只有百姓安康，政治才能穩定。
范仲淹的憂民思想體現在三個方面，即爲民辦事、爲民請命和爲民除弊。
一是爲民請命。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情爲民所繫”。
關心民情，是中國古代清官的一種好品質，好傳統。就是說先得從思想上解決問題，要有一顆爲民的心。鄭板橋就有一首名詩：“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出身貧寒，起於基層的范仲淹一生不管地位怎麼變，憂民之心始終不變。1033年，全國蝗、旱災害流行，山東、江淮地區尤甚。時範已調回朝中，他上書希望朝廷派員視察，卻遲遲得不到答覆，他又忍不住了，冒殺頭之禍，去當面質問仁宗：“我們在上面要時刻想着下面的百姓。要是您這宮裏的人半天沒有飯喫會是什麼樣子？今餓殍遍野，爲君的怎能熟視無睹？”皇帝被他問得無言以對，就順水推舟說：“那就派你去賑災吧。”當年他以一個鹽吏因上書自討了一個修堤的苦差事，這次他這個諫官，又因言得差，自討了一份棘手難辦的賑災之事。但從這件事情上倒讓我們看到了他的辦事才幹。他一到災區就開倉濟民，組織生產自救。災後必有大疫，他遍設診所，甚至還親自研製出一種防疫的白藥丸。賑災結束回京後他還特意帶回災民喫的一種“鳥味草”，送給仁宗，並請傳示後宮，以戒宮中的奢侈浪費。他的這個舉動肯定又引起宮中人的反感。你去賑災，完成任務回來交差就是，何苦又要藉機爲宮裏人上一堂課呢？就你最愛表現，這怎能不招惹人嫉妒？他還給仁宗講了他調查訪問的一件實事。途中，他碰到六個從長沙到安徽的漕運兵，他們出來時三十人，現連死帶逃，還剩六人，路途遙遠，還不知能不能活着回到家。他深感百姓糧餉和運輸負擔太重。他對皇帝說：“知之生物有時，而國家用度無度，天下安得不困！”
二是爲民辦事。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利爲民所謀”。
思想上愛民還不算，還得辦實事。他較突出的一件政績是修海堤。1021年，范仲淹調泰州，任一個管理鹽倉的小官。當時泰州、楚州、通州（今南通）位於淮水之南，東臨黃海，海堤年久失修，海水倒灌，沖毀鹽場，淹沒良田，不但政府鹽利受損，百姓亦流離失所，逃荒他鄉。范仲淹只是一個看鹽場的小吏，這些地方上的政務經濟上的事本不歸他管，但他見民受其苦，國損其利，便一再建議復修海堤，政府就乾脆任他爲災區中心興化縣的縣令。他制定規劃，親率幾萬民工日夜勞作在築堤工地。一次大浪淹來，百多人頓時被捲入海底。一時各種非議四起，要求停工罷修，範力排衆議，身先民工，親自督戰，前後三年，終使大堤告成。地方經濟恢復，國家增收鹽利，流離的百姓又回到故鄉。人們感謝范仲淹，將此堤稱爲“範堤”，甚至有不少人改姓範，以之爲榮。歷代，就是直到今天，能爲范仲淹之後仍是一種光榮。明朝朱元璋一次審查犯人名單，見一叫範從文的人，疑是仲淹之後，一問，果是其十二世孫，便特赦了他。有一土匪綁票，見苦主名範希榮，再問是仲淹之後，立即放掉。可見範在民間的影響之大之遠。現在全國爲紀念他而建的“景範希望小學”就有39所。
三是爲民除弊。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敢於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