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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犧牲精神——爲官不滑，爲人不私。
“不以己悲”就是拋卻個人利益，敢於犧牲，不患得患失。
怎樣處理公與私的關係，是判斷一個人道德高下的最基本標準。我們熟悉的林則徐的兩句詩“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講的就是這個道理。范仲淹一生爲官不滑，爲人不奸。他的道德標準是隻要爲國家，爲百姓，爲正義，都可犧牲自己。下面茲舉兩例。
1038年宋西北的夏建國，趙元昊稱帝。宋夏戰事不斷。邊防主帥範雍無能，1040年仁宗不得不重組一線指揮機構，任命范仲淹爲陝西經略招討副使（副總指揮）趕赴前線，這年他已52歲，這之前他從未帶過兵。范仲淹一路兼程，趕到延州（今延安）。延州才經兵火之後，前面36寨都被蕩平，孤懸於敵陣前。朝廷曾先後任命數人都畏敵而找藉口不去到任。範說，形勢危機，延州不能無守，就挺身而出，自請兼知延州。范仲淹雖是一介書生，但文韜武略，膽識過人。他見敵勢坐大，又以騎兵見長，便取守勢，並加緊部隊的整肅改編，提拔了一批戰將，在當他邊民中招募了一批新兵。慶曆二年（1042年），范仲淹密令19歲的長子純佑偷襲西夏，奪回戰略要地“馬鋪寨”。他引大軍帶築城工具隨後跟進。部隊一接近對方營地，他就令就地築城，十天，一座新城平地而起。這就是後來發揮了重要戰略作用的像一個楔子一樣打入夏界的孤城——大順城。城與附近的寨堡相呼應，西夏再也撼不動宋界。夏軍中傳說着，現在帶兵的這個範小老子（西夏人稱官爲老子）胸中自有數萬甲兵，不像原先那個範大老子（指前任範雍）好對付。西夏見無機可乘，隨即開始議和。範以一書生領兵獲勝，除其智慧之外，最主要的是這種爲國犧牲的精神。
範與滕宗諒（字子京）的關係，是他爲國惜才，爲朋友犧牲的例證。滕與范仲淹是同年的進士，也是一個熱血報國的忠臣。西北戰事喫緊時滕也在邊防效力，知涇州。當時正定川一役大敗之後，形勢危機。滕招兵買馬，犒賞將士，重振旗鼓。範又讓他兼知慶州，亦治理得井井有條。但正因爲他幹事太多，就總被人挑毛病，有人告他挪用公款15萬貫。仁宗大怒，要查辦。但很快查明，這15萬貫錢，犒賞用了3000貫，其他皆用於軍餉。而這3000貫的使用也沒有超出地方官的權力規定範圍，但是朝中的守舊派，咬住不放，乘機大做文章，宰相等也默不作聲。範這時已回京，他激憤地說，朝廷看不到邊防將士的辛苦和功勞，一任有人在這些小問題上捕風捉影，加以陷害，這必讓將士寒心，邊防不穩。他力保滕宗諒無大過，如有事甘願同受處分。這樣滕纔沒有被撤職，而在慶曆四年（1044年）被貶到了岳陽，纔有後來《岳陽樓記》這一段佳話。如果沒有當年範對滕的冒死一保，政治史和文學史都將缺少精彩的一筆。可知範後來爲他寫《岳陽樓記》，本身就是一種對朋友、對正義事業的支持，而這是要冒風險、付代價的。他在文章中嘆道：“微斯人，吾誰與歸？”他願意和志同道合的戰友一起去爲事業犧牲。
任何革命的、進步的團體和事業，都是以肝膽相照的人格精神爲基礎凝聚力量，團結隊伍的。不要奸滑，只要忠誠。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製造了“61人叛徒集團”，誣劉少奇爲內奸、叛徒。周恩來1966年11月22日致信毛澤東：“當時確爲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決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審查過，故中央必須承認知道此事。”紅衛兵要揪鬥陳毅，周站在大會堂門口厲聲說：“你們要揪，就從我身上踩過去。”而康生對借“伍豪事件”整週恩來卻裝聾作啞。
我們該怎樣做官
——憂民、憂君、憂政的爲官之道
范仲淹對政治文明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一個“憂”字上。《岳陽樓記》產生於我國封建社會成熟期之宋代，作者生於憂患，成於憂患，傾其一生和一個時代來解讀這個“憂”字。好像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轉折時期，專門要找一個這樣的解讀人。
范仲淹的憂國思想，最憂之處有三，即憂民、憂君、憂政。也可以說這是留給我們的政治財富。這是每一個政治家都要面對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