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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23歲的范仲淹開始外出遊學，來到當時一所大書院應天書院（今河南商丘縣），晝夜苦讀。一次真宗皇帝巡幸這裏，同學們都爭先出去觀瞻聖容，他卻仍閉門讀書，別人怪之，他說：“日後再見，也不晚！”可知其志之大，其心之靜。有富家子弟送他美食，他竟一口不喫，任其發黴。人家怪罪，他謝曰：“我已安於喝粥的清苦，一旦喫了美味怕日後再喫不得苦。”真是天降大任於斯人，自覺自願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他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中進士，在殿試時終於見到了真宗皇帝，並赴御宴。他不久調去安徽廣德亳縣做官，立即把母親接來贍養，並正式恢復範姓。這時離他發憤複姓只用了五年。
范仲淹中了進士後被任命的第一個地方官職是到安徽廣德任“司理參軍”，就是審理案件的助理。當時地方官普遍貪贓愛財，人爲製造冤案。他廉潔守身，秉公辦案常與上司發生爭論，任其怎樣以勢壓人，也不屈服。每結一案，就把爭論內容記在屏風上，可見其性格的耿直。一年後離任時，屏風上已寫滿案情，這就是“屏風記案”的故事。他兩袖清風，走時無路費，只好把老馬賣掉。
對歷史上有骨氣的人，范仲淹非常敬重。1037年，範第三次被貶赴潤州（今江蘇鎮江）任上時，途中經彭澤拜謁唐代名相狄仁傑的祠堂。狄剛正不阿不畏武則天的權勢被陷入獄，又貶爲縣令。範當即爲其寫一碑文，歌頌他：“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不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愬大川而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
文字擲地有聲。而當時作者也正冒着朝中的“暴火寒灰”，獨行在被貶的路上。而他所描寫的剛不可摧、方不可變，也正是自己的形象。
二是理性精神——實事求是，按原則辦事。
范仲淹的獨立精神絕不是桀驁不馴的自我標榜和逞一時之快的匹夫之勇。他是按自己的信仰辦事，是知識分子的那種理性的勇敢。在我寫瞿秋白的《覓渡》一文中曾談到，這是一種像鐵軌延伸一樣的堅定精神。
亞里士多德說：“吾愛吾師更愛真理。”范仲淹是晏殊推薦入朝爲官的。他一入朝就上奏章給朝廷提意見。這嚇壞了推薦人晏殊，說，你剛入朝就這樣輕狂，就不怕連累到我這個舉薦人嗎？範聽後半晌沒有反應過來，一會兒，難受地說：“我一入朝就總想着奉公直言，千萬不敢辜負您的舉薦，沒想到盡忠盡職反而會得罪於您。”回到家他又給晏寫了一封三千字的長信說：“當公之知，惟懼忠不如金石之堅，直不如藥石之良，纔不爲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賢人之清舉。今乃一變爲憂，能不自疑而驚呼！爲公之悔，儻默默不辨，則恐搢紳先生誚公之失舉也。”晏殊是他的恩師，入朝的引路人。這件事充分體現了範愛吾師更愛真理的品格。
宋仁宗時，西北強敵西夏不斷侵擾，他被任爲前線副帥抗敵。當時朝野上下出於報仇心理和抗戰激情，都高喊出兵。主帥命令出兵，皇上不斷催問，左右不停地勸說。但他認爲備戰還不成熟，堅持不出兵。主帥韓琦說：“大凡用兵，先得置勝負於度外。”他說：“大軍一動就是千萬人的性命，怎敢置之度外？”朝廷嚴詞催促出兵，他反覆申訴，自知“不從衆議則得罪必速”，“奈何成敗安危之機，國家大事，豈敢避罪於其間”。結果，上面不聽他的意見，1041年好水川一戰，宋軍損失六千人。此後宋軍再不敢盲動，最終按范仲淹的策略取得了勝利。這種獨立思考的理性精神到九百多年後類似一例就是，共產黨的粟裕將軍在淮海戰役前中央三下其令要他率師渡江，他三次斗膽向中央和毛主席上書，建議戰場擺在江北，終於爲毛澤東所接受，這一決策使得解放戰爭提前勝利三年。①
在人性中，獨立和奴氣，是基本的兩大分野。一般來講，人格上有獨立精神的人，在政治上就不大容易被收買。我們不要小看人格的獨立。就整個社會來講，這種道德的進步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奴隸制度造成人的奴性，封建制度下雖有“士可殺不可辱”的說法，但還是強調等級、服從。進入資產階級民主社會，才響亮地提出平等、自由。人性的獨立才作爲一種普遍的社會標準和道德意識。這一點西方比我們好一些，民主革命徹底，封建殘留較少。②中國封建社會長，又沒有經過徹底的資本主義民主革命，人格中的奴性殘留就多。③現在許多人也在變着法媚上，對照現實我們更感到范仲淹在一千年前堅持的獨立精神的可貴。正是這一點，促成了他在政治上能經得起風浪。做人就應該“寵而不驚，棄而不傷，丈夫立世，獨對八荒”。魯迅就曾痛斥中國人的奴性。一個人先得骨頭硬，才能成事，如果他總是看別人的臉色，他除了當奴才還能幹什麼？縱觀范仲淹一生爲官，無論在朝、在野、打仗、理政，從不人云亦云，就是對上級，對皇帝，他也實事求是，敢於堅持。這裏固然有負責精神，但不改信仰、按規律辦事，卻是他的爲人標準。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是不隨波逐流。那麼以什麼爲立身根本呢？以實際情況，以國家利益爲根本。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實事求是，無私奉獻。陳雲同志講：“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人能超然物外，克服私心，就是一個大寫的人，就是君子，不是小人。可惜，千年來人性雖已大有進步，社會仍然沒有能擺脫這種公與私的羈絆。這個問題恐怕要到共產主義社會才能解決。你看我們的周圍，有多少光明磊落，又有多少虛僞齷齪。凡成大事者，首先在人格上要能獨立思考，理性處事，敢於犧牲。而那些人格上不獨立的人，政治上必然得軟骨病，一入官場，就阿諛奉承，明哲保身，甚而陽奉陰違，貪贓枉法，賣身投靠，緊要關頭投敵叛變。我在官場幾十年，目之所及，已數不清有多少的事例，讓你落淚，又讓你失望。有的官員，專研究上司所好，媚態獻盡，唯命是從。上發一言，必彎腰盡十倍之誠，而不惜耗部下百倍之力，費公家千倍之財，以博領導一喜。這種對上爲奴，對下爲虎的劣根人格實在可悲。我每次讀《岳陽樓記》就會立即聯想到周圍的現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這種對獨立的人格追求，仍然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