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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人民日報》工作，都快要退休了，帶着採訪組到貴州採訪。路上，貴州山水如詩如畫，我想起了貴州老詩人廖弓弦的一首詩，背出了第一段：“雨不大細如麻，斷斷續續隨風颳。東飄，西灑，才見住了，又說還下，莽莽蒼蒼，山寨一幅淡墨畫。”同行的年輕人都很驚奇，他們不知道當地還有這樣一個詩人，可惜詩人已經過世。這是我高二時在中學簡陋的閱覽室裏讀到的，發在《人民文學》的封底上，印象很深。少年時的記憶真是寶貴。那時閱覽室裏雜誌不多，怕人拿走，每個刊物都用一根粗白線拴在桌子上。
我不但背詩，也寫詩，二十多歲時在河套平原勞動，一年後又當記者，夏收季節八百里河套金黃的麥浪一直湧到天邊，十分壯觀。就不自量力寫了一首幾百行的長詩《麥浪滾滾》，那時“文革”還沒結束，當然也沒有刊物可發。我第一次得到的稿費不是因爲散文，而是詩歌。一九七五年我調回山西，到大寨下鄉，寫了一首詩，發在《北京文學》上，稿費十四元。當時大學畢業生的月工資四十六元，稿費單插在省委傳達室的窗戶上，讓很多人眼紅，我也自豪了一陣子。一九八八年我將自己多年讀、背、抄的詩選了五十六首，按內容和體例分爲寫人、寫景、抒情、詞曲體、古風體、短句體、長句體等十一類，加了四十條點評，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新詩五十六首點評》。但我終究沒有成爲詩人。
新詩閱讀對我寫作的影響主要是兩點，一是激情，二是煉字。
舊詩給人意境，新詩直接點燃人的是激情。在各種文體中，詩歌的分工主要是抒情。散文抒情不如詩歌，敘事不如小說，說理不如論文，但它的長處是綜合。如果能將每種文體之長都拿來嫁接在散文中，這就出新了。我後來總結“文章五訣”：形、事、情、理、典。這個“情”字就要靠讀詩來培養。
詩陶冶人性，讓人變得熱情，可以改變你的性格，你的人生態度。我後來當記者，直至退休多年，每見一新事，就想動筆，甚至一人看電視看到好的節目，聽到一首好曲子都會流淚，與讀詩有關。當你胸中鼓盪、翻騰，如風如火，如潮如浪，想喊想叫時，這就是詩的感覺，但是不去寫詩，移來爲文，就是好文章。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爲文第一要激動》，談的就是這個體會。
青年時期關於詩的訓練並不喫虧，都無形地融入了文章中。一九八四年我寫了一篇散文《夏感》，選入中學課本，使用至今。全文只有六百六十六個字，歌頌生命，抒發一種激昂向上、拼搏奮鬥的情緒。其實這就是十年前那首數百行長詩的轉世。那首詩我現在連一個完整句子也想不出來了，但那種情緒總在心中鼓盪。詩歌所給予的感情上的律動在我後來的散文中都能找見。閱讀詩，但寫出來的是散文，正如魯迅說的，喫進去的是草，擠出來的是牛奶。
讀詩對寫作的另一幫助是煉字、煉句。詩要押韻，就逼得你選字，本來中國字很多，但這時只許你使用一小部分。如果碰上窄韻字更是走鋼絲，冒風險。李清照所謂的“險韻詩成，扶頭酒醒，別是閒滋味”。經過這種訓練後再去寫文章，就像會走鋼絲的人走平地，可以從容應對了。下筆時經常一處換三四個甚至七八個字，這就是詩的推敲功夫。從字義、字音、字數上推敲。
比如，我在《秋風桐槐說項羽》中說到項羽故里的一棵梧桐和一棵古槐，人們在樹下“輕手輕腳，給圍欄繫上一條條紅色的綢帶，表達對項王的敬仰併爲自己祈福。於是這兩個紅色的圍欄便成了園子裏最顯眼的，在綠地上與樓閣殿宇間飄動着的方舟。秋風乍起，紅色的方舟上託着兩棵蒼翠的古樹”。
這裏是該用“布帶”“絲帶”還是“綢帶”。現場實際情況是什麼都有，但文學創作，特別是散文要找意境效果。“絲”的質感華貴纖細，與項羽扛鼎拔山的形象不合；“布”更接近項羽樸實的氣質，但飄動感不如“綢”。因爲文近尾聲，這裏強調的是“在綠地上與樓閣殿宇間飄動着的方舟”，隱喻兩千年來在歷史的天空、在人們的心頭飄動着的一種思緒，所以還是選“綢帶”好一些。
還有，詩歌常用疊字，特別是民歌。如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中“山丹丹”“背窪窪”“半炕炕”等，自帶三分鄉土味。我在《假如毛澤東去騎馬》中，寫到毛回到陝北，就是用的當地的這種民歌口語：“他立馬河邊，面對滔滔黃水，透過陣陣風沙，看遠處那溝溝坡坡、梁梁峁峁、塄塄畔畔上俯身拉犁、彎腰點豆、背柴放羊、原始耕作的農民，不禁有一點心酸。”而寫到他內心的自責時，則用古典體：“現在定都北京已十多年了，手握政權，卻還不能一掃窮和困，給民飽與暖。可憐二十年前邊區月，仍照今時放羊人。”借了唐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