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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閱讀對我後來寫散文幫助很大。當碰到某個感覺、某種心情無法用具象的手法和散體的句式來準確表達時，就要向詩借他山之石，以造成一種意境、節奏和韻律的美感。所謂模糊比準確更準確，繪畫比攝影更真實。
新中國成立六十週年時我發表的《假如毛澤東去騎馬》，是順着毛澤東自己曾五次提出要騎馬走江河的思路，假設他在“文革”前的一九六五年到全國去考察（當時中央已列入計劃），沿途對一些人事的重新認識。是對毛澤東後期錯誤的反思，是對“文革”教訓的沉痛思考和歷史的覆盤。通篇表現出一種反思、悔恨、無奈的惋惜之情。有許多地方一言難盡，只有借詩意筆法。
設想毛澤東在三線與被貶到這裏的彭德懷見面：“未想，兩位生死之交的戰友，廬山翻臉，北京一別，今日卻相會在金沙江畔，在這個三十年前長征經過的地方，多少話真不知從何說起。明月夜，青燈旁，白頭搔更短，往事情卻長。”這裏借了蘇東坡詞《江城子》與杜甫詩《春望》的意境。而寫毛再登廬山想起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批彭的失誤，寫道：“現在人去樓空，唯餘這些石頭房子，門窗緊閉，苔痕滿牆，好一種歷史的空茫。……他沉思片刻口中輕輕吟道：安得倚天轉斗柄，挽回銀河洗舊怨。二十年來是與非，重來筆底化新篇。”在詩意的寫景後又代主人擬了一首詩。毛本來就是詩人，其胸懷非詩難以表達。
《一座小院和一條小路》寫鄧小平“文革”中被貶到江西強制勞動。“他每天循環往復地走在這條遠離京城的小路上，來時二十分鐘，去時還是二十分鐘，秋風乍起，衰草連天，田園將蕪。”這裏借秋景來營造一個意境，抒寫他憂鬱的心情，都是古詩裏的句子。
回憶季羨林先生的文章《百年明鏡季羨老》中有這樣一段：“先生原住在北大，房子雖舊，環境卻好。門口有一水塘，夏天開滿荷花。是他的學生從南方帶了一把蓮子，他隨手揚入池中，一年、兩年、三年就漸漸荷葉連連，紅花映日，他有一文專記此事。於是，北大這處荷花水景就叫‘季荷’。但二〇〇三年，就是中國大地‘非典’流行那一年，先生病了，年初住進了三〇一醫院，開始治療一段時間還回家去住一兩次，後來就只好以院爲家了。‘留得枯荷聽雨聲’，季荷再也沒見到它的主人。”花盛花枯，前後不同的詩意。
有時文章到了結尾處情緒激昂無以言表，只好用詩了，如《梁思成落戶大同》一文的結尾：“我手撫這似古而新的城牆垛口，遠眺古城內外，在心中哦吟着這樣的句子：大同之城，世界大同。哲人之愛，無復西東。古城巍巍，朔風陣陣。先生安矣！在天之魂。”這種效果有如“曲終收撥當心畫，四弦一聲如裂帛”，非詩不能表達。
我在中學時開始讀新詩，斷斷續續訂閱《詩刊》直到工作後多少年。新詩給我的影響主要不是審美，而是激情，雖然我後來幾乎不寫詩，但這種激情一直貫穿到我的散文寫作、新聞採寫和其他工作中。我們這一代人的詩人偶像是賀敬之、郭小川。他們的詩我都抄過、背過。《回延安》《雷鋒之歌》《向困難進軍》《祝酒歌》等就像現在的流行歌曲一樣響徹在各種場合。他們的詩挾裹着時代的風雷，有萬鈞之力，是那個時代的進行曲，能讓人血液沸騰。它的主要作用不是藝術，而是號角。
如郭小川的詩句：“我要號召你們，憑着一個普通戰士的良心。以百倍的勇氣和毅力，向困難進軍！”毛澤東說：“郭小川的《將軍三部曲》《致青年公民》我都看了，詩並不能打動我，但能打動青年。……他竟敢說‘我號召’，我暗自好笑，我毛澤東也沒有寫過‘我號召’！”那是一個特定的年代，現在做不到了。現在思想多元化，詩歌當不了號角，不能再起動員作用，它又迴歸到審美，但卻是小衆的孱弱的美。那時還出版過一本《朗誦詩選》，盡選名家詩作，還有《革命烈士詩抄》，都對我影響很大。我現在還保存有幾本當年抄詩的筆記本，裏面有許多抄自書報刊的無名好詩。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我大學畢業分配到內蒙古，先要在農村勞動一年。村裏沒有什麼書可讀，塞外的數九寒冬四個大學生擠在一盤火炕上唸詩，互相回憶過去讀過的好詩。從北京帶去的《朗誦詩選》幫我們度過了那個寒冬之夜。現在想來是有點幼稚，但卻留住了一點激情的火苗，受用一生。我見到好詩就抄就背，這種愛好持續到四十歲左右。
後來我在新聞出版署工作，見到新華社老記者張萬舒，我說我背過你的《日出》《黃山松》，“九萬里雷霆，八千里風暴，劈不歪，砍不動，轟不倒！”一次全國作協開會，我與詩人嚴陣坐在一起，我說，我現在還保存有你的詩集《竹矛》。他們沒想到在二三十年前還有我這樣一個“粉絲”，大家都很激動，談起那個詩的時代，“老夫聊發少年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