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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社六十週年了,約我以課文作者的身份談點感想。我首先想到的是教材的力量。
中小學教育就是要教學生怎麼做人,而教材就是改變人生的槓桿,是奠定他一生事業的基礎。記得我小學六年級時,姐姐已上高中,我偷看她的語文書,裏面有李白的《靜夜思》、白居易的《賣炭翁》,抒情、敘事都很迷人,特別是蘇東坡的《赤壁賦》,讀到裏面的句子“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突然感到平平常常的漢字竟能這樣的美。大概就是那一刻,如觸動了一個開關,我就迷上了文學,底定了一生事業的走向,而且決定了我緣於古典文學的文章風格。
我高中時又遇到一位名師叫李光英,他對語文教材的詮釋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至今我還記得他講《五人墓碑記》時扼腕而悲的神情,和講杜甫《客至》詩時喜不自禁,隨手在黑板上幾筆就勾出一幅客至圖。他在講韓愈文章時說的一句話,我終生難忘。他說:“韓愈每爲文時,必先讀一段《史記》裏的文字,爲的是借一口司馬遷的氣。”後來在我的作品中,隨時都能找見當年中學課堂上學過的教材的影子,都有這種借氣的感覺。
好的教材無論是給教者還是學者都能留出研究和發揮的空間,都有一種無窮的示範力。我對課文裏的許多篇章都能熟背,直到上大學時還在背課文,包括一些數千字的現代散文,如魏巍的《依依惜別的深情》。這些理解並記住了的文字影響了我的一生。近幾十年來,我也有多篇作品入選語文教材,與不少學生、教師及家長常有來往,這讓我更深地感覺到教材是怎樣影響着學生的一生。
我的第一篇入選教材的作品是散文《晉祠》,一九八二年選入初三課本。當時我是《光明日報》駐山西記者。地圖出版社要創辦一種名爲《圖苑》的雜誌,報社就代他們向我約稿,後來雜誌中途下馬,這稿子就留下,在四月十二日的《光明日報》副刊發表了,當年就入選課文,算是陰差陽錯。那年我三十六歲,這在“文革”十年內亂之後青黃不接的年代算是年輕人了,我很有點受寵若驚。
多少年後我在《人民日報》社任副總編,一個記者初次見到我,興奮地說:我第一次知道“璀璨”這個詞就是學你的《晉祠》。他還能背出文中“春日黃花滿山,徑幽而香遠;秋來草木鬱郁,天高而水清”的對仗句。這大大拉近了我與年輕人的距離。我一生中沒有當過教師,卻總常被人叫老師,就因爲課文裏的那幾篇文章。
一次,我在山西出差碰到一位年輕的女公務員,是黑龍江人。我說,你怎麼這麼遠來山西工作?她說:“上學時學了《晉祠》,覺得山西很美,就報考了山西大學,又嫁給了山西人,就留在這裏工作。想不到一篇文章改變了我的人生。”
那一年,我剛調新聞出版署工作,陪署長回山西出差去參觀晉祠,晉祠文管所的所長把首長晾在一旁,卻和我熱情地攀談,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原來,他於中山大學畢業後在廣州當教師,教了好幾年的《晉祠》,終於心動,調回家鄉,當了晉祠文管所的所長。他說,我得感謝你讓我與晉祠結緣,又送我一張很珍貴的唐太宗《晉祠銘》的大型拓片。他說上午中宣部部長剛來過,我都沒捨得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