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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祠》這篇課文一直到現在還使用,大約已送走了三十屆學生,這其中不知還有多少故事,可能以後還會改變一些人的人生軌跡。而我沒有想到的另一個結果是,晉祠爲此也大大增加了遊客,帶來了更大的知名度和經濟效益。常有北京的一些白領,想起小時的課文,假日裏就自駕遊,去山西遊晉祠。
有了這個先例,不少風景名勝點,都來找我寫文章,說最好也能入選課文。最典型的是貴州黃果樹景區,我曾爲他們寫過一篇《橋那邊有一個美麗的地方》,他們將文章印在畫冊裏,刻成碑立在景區,印成傳單散發,還不過癮,一定要活動進課文。我說不大可能了,他們還是專門進了一趟北京,請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志喫了一頓飯,結果也沒有下文。可見教材在人心目中的力量。
時隔二十一年後,二〇〇三年我的另一篇寫瞿秋白烈士的散文《覓渡,覓渡,渡何處?》又被選入高中課本。對我來說,從山水散文到人物散文,是一次大的轉換,這在讀者中的反響則更爲強烈。後來我的母校人民大學出版社就以《覓渡》爲書名出了一本我的散文集,發行很好,連續再版。秋白是共產黨的領袖,我的這篇文章卻不是寫政治,也不是寫英雄,是寫人格,寫哲人。我本來以爲這篇文章對中學生可能深了一些,但沒有想到那樣地爲他們所喜愛。
我們報社的一位編輯的朋友的孩子上高中,就轉託他介紹來見我。想不到這個稚嫩的中學生跟我大談黨史,談我寫馬克思的《特利爾的幽靈》。北京101中學的師生請我去與他們見面,他們興奮地交流着對課文的理解。一個學生說:“這是心靈的告白,是作者與筆下人物思想交匯撞出的火花,從而又點燃了我的心靈。”在小禮堂裏,老師在臺上問:“同學們,誰手裏有梁老師的書?”臺下人手一本《覓渡》,高高舉起,紅紅的一片。當時讓我眼睛一熱。原來這已形成慣例,一開學,學生先到對面的書店買一本《覓渡》。人民大學出版社的同志說:“我們得感謝人民教育出版社,他們的一篇文章爲我們的一本書打開了市場。”這篇課文還被製成有聲讀物發行,又被刻成一面十二米長,兩米高的大石碑,立在常州瞿秋白紀念館門前,成了紀念館的一個重要景觀,因此也增加了更多瞻仰者。胡錦濤等領導人也駐足細讀,並索要碑文。研究人員說:“宣傳先烈,這一篇文章的作用超過了一本傳記。”紀念館旁有一所小學就名“覓渡小學”,常舉行“覓渡”主題班會或討論會,他們還聘我爲名譽校長。因此還弄出笑話,因這所小學是名校,入學難。有人就給我寫信,託我這個“校長”走後門,幫孩子入學。總之,這篇課文無論是傳播秋白精神,還是附帶提高當地的知名度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還有其他一些文章入選從小學到大學的各種課本和師生讀本,有山水題材的,如《蘇州園林》《清涼世界五臺山》《夏感》,但以寫人物的爲多,如《大無大有周恩來》《讀韓愈》《讀柳永》,還有寫辛棄疾的《把欄杆拍遍》、寫諸葛亮的《武侯祠》、寫王洛賓的《追尋那遙遠的美麗》、寫一個普通植樹老人的《青山不老》(見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光明日報》)等。而影響最大的是寫居里夫人的《跨越百年的美麗》(首發一九九八年十月《光明日報》),分別被選進了十三個不同的教材版本中。其次是《把欄杆拍遍》入選華東師大版高中語文等七個版本,上海一個出版社以此爲契機,專爲中學生出版了一本我的批註本散文集,就名爲《把欄杆拍遍》,已印行到第十一版。(我真的應該感謝《光明日報》,以上提到的十二篇入選教材或讀本的文章其中有五篇是任《光明日報》記者時所寫,或後來所寫又發在該報上的。)
這些文章主要是從精神、信念、人格養成方面指導學生,但讀者面早已超出了學生而影響到教師、家長並走向社會。我的其他談寫作的文章被選入各種教師用書,有的老師從外地打長途來探討教學。一個家長在陪女兒讀書時看到課文,便到網上搜出我所有的文章,到書店裏去買書,並激動寫了博客說:“這是些充滿陽光的,讓孩子向上,讓家長放心的文字。”有的家長把蒐集到的我的文章寄給遠涉重洋,在外留學的孩子,讓他們正確對待困難、事業和人生。這也從另一方面反襯出目前社會上不利孩子成長,讓家長不放心的文字實在不少,呼喚着作家、出版社的責任。
同樣是一篇文章,爲什麼一放到教材裏就有這麼大的力量呢?這是因爲:一、教科書的正統性,人們對它有信任感;二、課文的樣板性,有示範放大作用;三、課堂教育是制式教育,有強制性;四、學生可塑,而且量大,我國在校中小學生年約兩億。教材對學生的直接作用是學習語言文字知識,但從長遠來看,其在思想道德方面的間接作用更大。這是一種力量,它將思想基因植入青少年頭腦,將影響他的一生,進而影響一代人,影響一個國家,一個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