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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念還是乾巴巴地“啊”一聲，周汝萍不管他了，抬腿往大門口走，那頭村長和婦女主任正走進來，隔着一二十米距離，笑聲在小操場上漫散開，給這三百平的沙土地連帶北邊一排七間矮平房，撒上些許熱鬧，否則一到這樣的週五晚上，孩子們和家在鄰村的兩位老教師回家裏去，學校就顯得太冷清了。
“來了趙村長、範主任。”
周汝萍把兩人迎進院裏，他已經在這所學校任教五年半，從一開始村民都不相信有大學生能願意長駐貧困山村，到把他評選爲地區支教推廣使，周汝萍既做老師又做校長，早就跟村裏人都混熟。
村長和婦女主任也不跟他客氣，把手裏裝菜餃的籃子往他胳膊肘上一套，便急急朝着沈念去。
“這就是小沈老師吧，歡迎歡迎，歡迎來俺們姚兒溝。”
兩人真是喜出望外，一人握沈念一隻手，一句接一句的感謝，畢竟自從周汝萍和已故的宋老師以後，村裏已經五年沒來過年輕教師。
沈念不知道如何應對這樣的熱情，他後知後覺手心滲出汗，心口一陣陣皺緊——他不是能被稱作甘於奉獻志願支教的優秀青年，他是從潦倒命運中退縮的懦弱者。
就在周汝萍今年回母校宣講的當天，三月十五，他剛從滿天的“他到底什麼身份背景”和“他對那兩條人命有沒有責任”的討論聲裏，遞交休學申請。
雨從他與陸安巒分別那天起在南方多個省份連下不停，他拖着行李箱淋着雨往學校外走，不知道要去哪，也不知道還能不能回來讀書，雨水劈頭蓋臉，蓄在眼眶裏又提醒他哭是最沒用的。
然而走到一半他到底還是蹲在路旁埋頭痛哭起來，眼淚全然無法抑制，從沈建平到陸成江到陸安巒，他感到自己愧對每一個對自己好的人，彷彿自己的降生就是爲這場前後二十年的悲劇埋下禍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