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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最终还会由药到食，重新恢复茶的悦志、不寐、以预防保健为主的本来面目。
在清代以前的《神农本草经》中，虽然没有收录“茶”，也没有“茶解七十二毒”的记载，但是，这并不会影响到茶能解毒的正确性。我们知道，茶之滋味的苦，决定了茶的寒性。茶能解毒，首先体现在茶能以寒胜热，可以祛除热毒；咖啡碱能够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加快体内有害物质的排出速率。其次，茶是碱性的，可以中和体内的酸性物质。第三，茶能杀菌、消炎、抗辐射，可以通过沉淀作用，祛除体内的铅、铬、汞等重金属的毒害。
在远古时代以及中医传统中，曾经药、毒不分。西汉以前，将“毒药”作为一切药物的总称，故《周礼·天官冢宰》中，有“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的记载。古人意识里的“毒”，是广义的，旨在说明药物的偏性程度。药之所偏谓之毒，并非我们今天所讲的、有毒害作用的狭义的“毒”。《黄帝内经》有“毒药攻邪，五谷为养”的记载。明代张景岳《类经》也讲：“药以治病，因毒为能，所谓毒者，因气味之偏也。”“病在阴阳偏胜耳。”“大凡可辟邪安正者，均可称为毒药，故曰毒药攻邪也。”
“荼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基本可视为古人最早对茶叶功效的认知，也是经陆羽《茶经》确认过的最早记载。茶宜常饮，使茶汤的药理成分，在人体内长期保持适当的稳定的有效浓度，就是“荼茗久服”的意义。只有久服，茶的保健和药理作用才会见效。持之以恒，待以时日，茶叶中富含的钾，会使肌肉有力；咖啡碱等物质会使血液循环增强，并提高人体的新陈代谢功能，所以“令人有力”。而生物碱的兴奋作用、茶氨酸的镇静作用以及芳香物质的醒神作用等等，协同共济，使茶表现出良好的旷心怡神、四体同泰的“悦志”的功效。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古人最早对茶的认知，并没有涉及更为深刻的药用，仍仅停留在体验式的愉悦感受层面。
东汉末年，华佗在《食论》中认为：“苦荼久食，益意思。”华佗强调的也是久服，从此以后，茶的药用滥觞肇迹。茶的苦，主要是咖啡碱的滋味，常饮苦寒泻火。心主神志，心火清则头目明，提神醒脑。特别是茶氨酸，降压安神，有促进大脑功能和神经生长的良效。二者一阴一阳，相互抑制，共同构成阴阳平衡的两个方面。二者协同促进思考，改善记忆，故能“益意思”。一阴一阳之谓道，咖啡碱与茶氨酸二气相感，构成了茶之大道的物质基础。
在茶疗的文献中，被引用较多的是张仲景的“茶治脓血甚效”，这纯粹是后人的穿凿附会，子虚乌有。在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一书里，我始终查不到对茶的任何记载。茶治热毒下痢的方子，出自唐代著名妇产科专家昝殷的《食医心境》，其中记载：“以好茶一斤，炙捣末，浓煎一、二盏服。久患痢者，亦宜服之。”这段记载的出处，也并非是很多人认为的孟诜的《食疗本草》。对于痢疾，中医认为是内伤饮食不洁、外感湿热疫毒所致。因此，茶的苦寒燥湿、泻火、解毒、杀菌等综合作用，对于痢疾有一定的预防和治疗作用。昝殷的这个处方，为后世的姜茶配合治疗痢疾，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从东汉一直到公元659年的盛唐，苏敬主持编纂的官修《唐本草》，丰富并增加了茶叶的药效，他们并没有机械地把《神农本草经》的“苦菜”和茶叶混为一谈，而是很严谨地把茶叶列为木部上品，把“苦菜”列为菜部的卷下，由此可知，《神农本草经》记载的“苦菜”并非是指茶叶。这也是除陆羽之外的更有力的证据之一。
《唐本草》是中国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药典，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也是中古时期中国中医药学发展的里程碑。据《唐本草》记载：“茗，苦荼。茗，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热渴，主下气，消宿食。下气消食，作饮，加茱萸、葱、姜良。”《唐本草》对饮茶的建议是：“作饮，加茱萸、葱、姜良。”这为唐代煮茶、煎茶时，添加辛温的调料以平衡茶的苦寒，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之后，唐代孟诜的《食疗本草》写道：“茗叶利大肠，去热解痰，煮取汁，用煮粥良。又茶主下气，除好睡，消宿食，当日成者良。”孟诜对茶的认识，与《唐本草》比较，增加了清热利大肠、治疗便秘以及兴奋提神的功效。孟诜记载的制茶“当日成者良”，一直影响到近代。这也是古人不接受红汤茶的根本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