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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佳白茶的品饮之美，如东坡诗云：“待得微甘回齿颊，已输崖蜜十分甜。”
历史上最早记载绿雪芽的，大概是明末清初的周亮工。清初，他在《闽茶曲十首》写道：“太姥声高绿雪芽，洞山新泛海天槎。茗禅过岭全平等，义酒应教伴义茶。”然后自注：“闽酒数郡如一，茶亦类是。今年得茶甚果多，学坡公义酒事，尽合为一，然与未合无异也。绿雪芽，太姥山茶名。”明代崇祯年间，周亮工在浙江做官，降清后，又任福建任布政使等职，他对福建的风土民情、茶史茶事尤为精熟。此时此刻，周亮工诗中写到的绿雪芽，就一定是白茶类吗？恐怕未必。
绿雪芽在明末清初，到底属于什么茶呢？是白茶类，抑或是绿茶类，要想得出正确的结论，就需要梳理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做出进一步的证明。明代万历四十四年（1616），写下《罗岕茶记》的长兴知县熊明遇，遭到魏忠贤一党的陷害被贬，治兵福宁道，即今天的福建宁德地区。据考证，熊明遇是在万历四十八年的三月，首次登上福鼎太姥山的。恰逢太姥山的新馆落成不久，熊明遇便借东坡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为新建取名“鸿雪馆”，以表达自己被放逐贬外的郁闷心情。那时的福鼎不像今天，还属东南海陬、蛮荒之地。接着，他又为“尧封太姥之墓”旁的岩洞，题书“鸿雪洞”，并落款“福宁治兵使者熊明遇书”，镌刻至今，历历在目。
三月十五日，熊明遇写下《登太姥山记》一文，收录到他的著作《绿雪楼集》中，表达了他对太姥山“余为之低徊不能去”的留恋。并赋诗一首：“我爱此山难屡至，犹如雪上印飞鸿。且为署题鸿雪馆，武陵春水学仙踪。呜呼，闽海无鸿亦少雪，太姥万古高嶻嵲，精气凝成无毁灭。”
根据明代学者谢肇淛刊刻于万历四十四年的《五杂俎》记载：“闽方山、太姥、支提俱产佳茗，而制造不如法，故名不出里。”万历四十四年，这个时间节点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在熊明遇未登太姥山之前，太姥山的茶因制造不当，品质欠佳，在当地基本没有什么名气，茶叶的销售难出乡里。从熊明遇任职浙江长兴，为当地的罗岕茶命名，并成功推出罗岕茶，一时为“吴中所贵”的系列政绩来看，绿雪芽的命名和声名鹊起，很难说与熊明遇无关。
熊明遇在《谢长兴僧送茶》诗前的小序中说：“岕茶名于近年，余令长兴时，仅庙后数垄铺绿，洞山则余从更丁玺臣垦种者，于是山中转相风效。”他还有《岕茶》诗云：“为吏洞山间，碧桃灼林影。春风官事疏，开园督种茗。”从熊明遇的茶诗与小序中能够看出，岕茶的种植、推广和兴起，与熊明遇做出的巨大贡献是分不开的。据统计，熊明遇一生写有58首茶诗，其中41首是吟咏岕茶的，由此可见，熊明遇对岕茶的喜爱程度。
因为熊明遇的住所，谓之绿雪楼，其文集又称《绿雪楼集》。假如绿雪芽真的是由熊明遇命名的，那么，明末的绿雪芽的制作，一定受到了熊明遇的指导或改造。试想，没有外来制茶技术的支持与启发，绿雪芽是不会在短时间之内，迅速地脱颖而出的。
周亮工在绿雪芽一诗的自注里，有“所谓闽酒数郡如一，茶亦类是”的解读。这说明，在博物学家周亮工的眼里，各地闽茶的制作工艺和福建本地酿造的酒一样，均水平不高，几无差别。他又说“得茶甚夥”的混合与否，其效果是一样的，并没有因为某种茶叶的掺入，而明显提高了茶叶混合后的整体品质。这又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从明末绿雪芽诞生到清初，尽管声望很高，名气很大，但其品质已经名不副实了。更重要的是，假设清初的绿雪芽不是绿茶，以周亮工的学识和眼界，他是不会把获赠的多种绿茶，汇合在一起饮用的。若历史果真如此，那么，此时的绿雪芽，就是类似罗岕茶的先蒸后焙的绿茶。
很有意思的是，“绿雪”的称谓，并非福鼎太姥山独有。清代陆廷灿《续茶经》引用《随见录》:“宣城有绿雪芽，亦松萝一类。”很明显，安徽宣城的绿雪芽，完全受到了松萝茶制法的影响。敬亭山所产的绿雪芽，属于烘青绿茶。敬亭绿雪，就是敬亭山绿雪芽的简称，以芽叶色绿、白毫似雪而得名，始创于明末，消亡于清代。历代文人均有把绿茶的白毫，喻之为“雪”的习惯。唐代贾岛有“芽新抽雪明”；宋代徐玑有诗“雪芽细若针”；陆游有“可压红囊白雪芽”；清代施闰章，在品鉴家乡的敬亭绿雪时，写下了“小试新茶全胜雪”。他另有“珍重宣州绿雪芽，钗头玉茗未许夸”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