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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人可能会质疑，为什么在明代陆应阳的《广舆记》里，会有“福宁州太姥山出茶，名绿雪芽”的记载。如果对修订过的古籍版本足够熟悉，遇到这些类似的情况，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广舆记》版本，基本都是康熙二十五年蔡方炳的增订本，很多内容是在清代不断辑校、增补进去的。
清代顺治年间，周亮工在诗中记述过绿雪芽的名字。乾隆年间，邱古园著《太姥指掌》云：“磨石坑三里许至平冈，居民十余家，结茅为居，种园为业，园多茶，最上者：‘太姥白’，即《三山志》绿雪芽茶是也。”此处的“太姥白”，即是芽绿毫白的绿茶。没有证据证明，它一定就是白茶。
在民国以前的文献里，“白毫”多指等级较高、芽头白毫密布的绿茶。如广西的凌云白毫、云南的南糯白毫等。武夷茶的“白毫”，则是红茶里的一个类别。因为红茶采得嫩，叶背白毫较多故名。银针，多指茶的外形，如君山银针，千岛银针等。君山银针是黄茶，而千岛银针则是绿茶。对于茶类的辨别，千万不可随意妄生穿凿。白毫，是指茶的老嫩状态；银针是指茶的外形；白色、绿色、黄色等，则是专指茶叶的外观色泽。清代道光年间，在安徽巡抚端午节的贡品清单中，就有记载：“银针茶一箱，雀舌茶一箱，梅片茶一箱。”此处的“银针”贡茶，就是指满披银毫的单芽绿茶。梅花片，是指芽叶翠嫩、状如梅花的叶茶。
绿雪芽，是何时完成的华丽大转身，由绿茶类一跃变成了白茶类？这要从中国红茶出口的大溃败说起。
早时的国外市场，很少有人喝绿茶。明末来到中国的利玛窦，曾这样评价绿茶，他说：“它的味道不很好，略带苦涩。”偶然间诞生的武夷红茶，鬼使神差地打开了欧洲的红茶市场，之后，其产量以几何级数猛增，红茶外销市场空前繁荣。直到1853年，太平天国战争波及武夷山区周边，逼迫闽北的茶企纷纷东移，使得闽东宁德、福鼎、福安的红茶开始崛起。如坦洋工夫、白琳工夫等等。然而，好景不长，1898年之后，中国红茶的出口外销，受到印度、锡兰、日本的阻击，从而迅速走向衰落，造成茶山荒芜、茶农辍业、饥寒交迫，民不聊生。截至1918年，中国茶叶的出口销量，在国际市场的比重只占可怜的7。57%。
山重水复疑无路，红茶出口不畅之后的柳暗花明，就是无奈之下、红茶改制白茶的变通。据《政和县志》记载：“清咸、同年（1851～1874），菜茶（小白茶）最盛，均制红茶，以销外洋，嗣后逐渐衰落，邑人改植大白茶。”这个记载，包含的信息量足够大。首先证实了光绪五年（1879），政和大白茶首次采用压条法，成功进行了大面积的无性繁殖和品种茶的选育。当时选育的政和大白茶，是为了制造品质更好的政和工夫红茶。在咸、同年间制作的红茶，都是以菜茶为原料的。嗣后，到了1888年，中国茶的出口量，在国际市场的比重下降至64。03%。当茶叶贸易危机，影响到政和红茶的出口销量之后，于1889年，福建政和开始改制白毫银针，由红转白，另辟蹊径，显然是合乎情理和逻辑的。《政和县志》对此也有记载：“政和茶有种类，名称凡七：曰银针，即大白茶芽；曰红茶；曰绿茶；曰乌龙茶；曰白尾；曰小种；曰工夫。皆以制造后而得名，业此者，有厂、户、行、栈。”“皆以制造后而得名”，旨在强调了以政和大白茶作为原料，可能既做红茶，又做银针。此时的“银针”，才是真正的属于白茶类的白毫银针。当时生产的白茶，主要销往德国、越南、汕头、广州、香港、澳门以及东南亚一带，而非之前的红茶老客户英、美等国。
竹林里的野放政和大白茶
关于福鼎白茶的起源，尤其是福鼎银针的创制，个人以为，一定是在福鼎大白茶的品种选育完成之后，才会存在诞生的可能。如此可知，福鼎白毫银针的出现时间，至少应在光绪五年（1879），待茶树的压条繁殖技术成熟之后。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与福鼎银针在光绪十七年（1891）开始出口外销的确切时间，是没有明显冲突的。张天福先生在《福建茶史考》中认为：绿雪芽约在1857年改用无性繁殖，于1865年，开始以福鼎大白茶芽制成银针。历史不容被商业戏说，这个说法，是明显缺少必要的历史佐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