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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百年的历史经验来看，少数民族以之煮饮奶茶的方式，是经得起考验和充满智慧的。
黑茶的工艺启蒙，来源于边销茶，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茶的利用和发展，首先从荆、巴地区开始，然后影响到长江流域，继而开始向北方地区传播的。唐代的《封氏闻见记》，记载过一个饮茶的传播片段：“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根据封演的记载，唐代的茶叶从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同时饮茶的习俗，从江淮地区沿着茶叶的运输路线，从山东的邹县、曲阜，经过济南、沧州、德州等地区，弥散式地向当时的洛阳、长安等京邑地区传播。
饮茶习俗最早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和传播，古今的很多历史资料，均指向唐初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的各色茶叶及饮茶习惯。唐代陈陶的《陇西行》诗写道：“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如诗中所言，文成公主利用她尊贵的地位和感染力，深刻地影响了西藏人的饮茶习俗，我认为有此可能，但缺乏翔实的史料证据。
私房茶暗香盈袖
植物的机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化传播的机遇，如茶。唐代的饮茶之风，在当时是作为先进、时尚的文化形态，北传影响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其性质和模式，与可口可乐、星巴克、麦当劳等强势消费文化的入侵雷同，都曾以时尚的标签，风靡中国市场。《新唐书》有记：“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这是我国历史上关于茶马互市的最早记载。尽管当时少数民族的贵族，能有幸喝到唐朝政府赏赐的蒸青团茶，但茶叶在少数民族地区，还属于奢侈品。作为普通的百姓，是不可能轻易得到或拥有茶叶资源的。到了唐代的中后期，西藏地区的贵族，对茶有了一定的认知。据唐代李肇的《唐国史补》记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灉湖者。”这近似唐代封演描述的，来自江淮的茶叶色额、品种甚多。赞普展示给鲁公的茶叶，应该多为朝廷赐予的等级较高的贡茶。
即使到了宋代，茶也不是普通百姓，能够随便喝到的。辽国契丹皇帝过生日，在宋代皇帝馈赠的礼物中，据《契丹国志》记载：其中有“的乳茶十斤，岳麓茶五斤”。的乳茶，是福建建州的团茶，辽人非团茶不贵。《辽宫词》有：“解渴不需调奶酪，冰瓯刚进小团茶。”虽赠茶数量区区，却由此可见宋代茶叶的珍贵。当普通百姓千方百计，能喝到点粗放的边销茶之后，金国统治者又感觉贸易逆差太大，政府财政吃不消，于是，尚书省便上奏说：“茶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比岁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是以有用之物，而易无属之物也，若不禁，恐耕财弥甚。”辽金上层对国人消费的这种冷静反省的图强精神，短短数年，就使外强中干、号称高度文明的宋朝王室，集体沦为阶下之囚。靖康耻，何可雪？鉴于此，据《章宗本纪》记载，皇帝完颜璟正式下令：“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及馈献；不应留者，以斤两立罪赏。”见微知著，一个政权，励精图治值得称赞，但这种只许州官品茗，不许百姓喝茶的等级歧视，将会成为芸芸众生永远的愤愤不平。
宋代为了控制茶马交易，在成都设置榷茶司，在秦州设置买马司，分别负责管理买卖四川茶叶与吐蕃马匹等事宜。不久，又把二者合并为茶马司，由政府统一管理川茶的征榷、运输、销售、买马事宜。以内地多余之茶，换战争必须的番人良马，取长补短，占尽先机。黄庭坚有诗：“蜀茶总入诸番市，胡马常从万里来。”
四川产茶量大，西北又与西藏为邻，故川茶在历史上有“边茶”之称。用于茶马交易的茶，所需量大，多采得粗老质劣。待茶从四川运到少数民族地区，至少耗费半载光阴。篾篓包装的茶叶，在人背马驮的一路风雨中，必然吸湿受潮，因湿热作用造成茶的发酵及叶绿素脱镁，茶的色泽便由绿变乌，故在当时的边销茶，又称“乌茶”。《明史·茶法》有载：明太祖朱元璋“诏天全六番司民，免其徭役，专令蒸乌茶易马”。关于乌茶的重量，《宋会要辑稿·食货》有记：“利州路夏税37028斤，秋税170斤；夔州路7907团，每团25斤，共197725斤。”从宋代的文献记载可知，宋代的边销茶，不是八饼或20饼一斤的龙团凤饼，是体积很大的蒸压成团的绿毛茶。把茶叶体积高度压缩，是为了运输方便；采用25斤的蒸压绿茶为一团，大概是盛茶的篾篓体积所限。
元代忽思慧《饮膳正要》指出：“西番茶，出本土，味苦涩，煎用酥油。”元代四川销往藏区的茶，统称西番茶。唐代毛文锡《茶谱》记载：“邛临数邑，茶有火前、火后、嫩绿、黄芽号。又有火番饼，每饼重四十两，入西番、党项重之。如中国名山者，其味甘苦。”名山，即是今天的四川蒙顶山。忽思慧所言的西番茶，即是四川临邛的火番饼，到了清代，仍是与普洱茶同等重要的贡茶。宋代梗粗叶大的“西蕃茶”，又叫马茶，就始于四川邛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