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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融，字文舉，魯國人。漢太中大夫，東漢末着名學者，“建安七子”之一。
縱觀孔融一生，鋒芒畢露、放蕩不羈，真正讓孔融死於非命的並非一時之失，而是長期以來恣意放縱、日積月累的結果。孔融有才，世所周知，但這個纔是否用到正地方就不太好說了。據《三國志通俗演義》記載，孔融十歲時曾經去拜謁河南尹李膺，因李膺乃漢代名人，非“當世大賢，通家子孫”，概不接見。到了家門口卻見不到想見的人，於是孔融靈機一動對門吏說：“我，李相通家子孫。”門人見說，趕緊通報，等到了堂上，李膺好奇的問：“汝祖與吾祖何親也？”孔融答道：“先君孔子與君先尊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此言一出，李膺十分驚奇，過了一會，太中大夫陳煒也來拜見李膺。李膺就指着孔融說：“此異童子也。”也是陳煒看孔融年少，就漫不經心說了一句“小時聰明，大未必聰明”。本來是一句玩笑話，但說者無心，聽者有意，不知道孔融哪來那麼大的氣性，立即應聲答道：“如君所言，幼時必愚濁也。”從這段對話可以看出，孔融的確是聰明絕頂，反應靈活，而由此也暴露出孔融的鋒芒畢露和口下無德。
除此之外，孔融還有個毛病，私心太重。曹操用人，讓孔融推薦，按說孔融真要念及國家社稷，就應該大公無私，舉薦賢人，但孔融遍觀左右，沒有一人能入其法眼，最後偏偏推薦了自己的好友，禰衡。結果禰衡狂徒一個，裸身擊鼓罵曹操，最終被曹操借江夏黃祖之手要了性命，禰衡死了，孔融也由此埋下了殺身的種子。孔融直言無忌，聞人之善，極力宣揚，面告其短，退稱所長，知無不言以爲己過，所以海內英賢都信任他，經常是賓客盈門，“坐上客恆滿，尊中酒不空”。孔融的威望，終於使曹操採取了果斷措施，使郗慮掲發孔融的“四大罪狀”：一，在北海見漢室多故，招集徒衆說，“有天下者，何必卿金刀。”又與孫權使謗訕朝廷，這是叛逆證據。二，身在公卿之列，衣冠有違禮儀，帶頭冒犯朝威。三，孔融曾說，“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缶中，出則離矣。”這些有悖人倫之說，是大逆不孝表現。四，孔融與禰衡相互吹捧，禰衡說孔融是“仲尼不死”，孔融的回答是“顏回復生”。
孔融的仕途並沒有帶給他多大榮耀，而他的落幕是以孝知名。孔融曲折的經歷，詮釋了一個書生報國，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悲劇，他的實踐可以從三個方面總結：一，孔融就任一方，在大動亂中，雖然也曾整軍備武，但看不出他的自衛能力，說明他缺乏軍事才能，而他的要旨是，試圖以興學重儒，舉薦人才，達到以文治亂的目的，結果證明，在亂世權變中，到處碰壁。孔融近乎荒唐的臨陣對敵，又只能是屢屢敗北。二，孔融在中央，無論是董卓還是曹操當權，他敢於不懼權勢，直言不諱，嫉惡揚善，試圖以自己意願，匡正朝綱，這些都寄託着孔融濟世的才識，低調處理馬日磾、全力營救楊彪、對劉表知而不發，這些主張，應該說有利於當時政局的穩定，說明他在從政上還是有高明之處，倘若在治世時，說不定他會大有作爲。《後漢書》說他，“負其高氣，志在靖難，”就是這種寄託。三，孔融出身世家，正統思想根深蒂固，他與曹操，是同時代人，但他與曹操的政治取向，是截然不同，當初，袁紹、曹操初露頭角時，有人勸他要結識一方，孔融深知袁、曹終要圖謀漢室，怒殺其人，表明了他的立場。
孔融不具應變之策，僅以書生的熱情，衝在治亂的實踐中，實際上是志大才疏，註定要倒在強權下。反之，即使曹操不殺他，恐怕他也難有作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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